22、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这是凯恩斯《通论》的最后一句话。

    “写得太好了！”这是许多私营企业主的评价。不过，一个来自广东的生意人来信补充道：“书中所揭露的问题，在现实中不知要严重多少倍。”还有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称赞。“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一名司局级干部感叹说，他甚至表达了这样的遗憾——为什么没有谈得再深入点？

    “中国人原来这么不了解税！”坐在位于北京的办公室里，郭玉闪接连说了一串儿“真没想到”。去年年底，他所在的名叫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NGO组织，发布了一本有关税收的大众读物。

    这本题为《2008公民税收手册——“税收与中国经济困局”特辑》的小册子，放在“传知行”的网站上免费供人下载。目前，这本不足12万字的电子书点击率已经达到50余万次。

    “即使一分钱不挣，只要花钱消费，你就是纳税人”

    事实上，即使是主编岑科本人，起初对税也不甚了解。

    在这个经济学专业毕业生的记忆里，直到上世纪末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税收和自己有关”。当时，他供职于一家软件公司，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岑科认为自己“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月收入不到2000元，“缴纳的税钱并不多”。中国自从1994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初的起征点是月收入800元。

    或许因此，当他2007年得知“传知行”要编著有关中国税收问题的系列读物时，第一反应就是加入其中，“因为中国人这方面太缺乏常识了”。

    当时这个非政府组织刚刚成立，主要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和公正的问题。创办人郭玉闪的初衷是建立一个平台，给那些有理想的、愿意研究民生问题的年轻人提供立足之地。

    “税是民生问题中的核心。”郭玉闪强调：“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东西，比如腐败问题，消费者维权，农民土地被非法征用问题，哪一个归根结底不和税收有关呢？”

    与此同时，郭玉闪发现在国内找不到一本讨论税收的大众读物。他手头摆着一本美国公共财务学者乔尔·斯拉姆罗德（Joel Slemrod）的著作《我们自己的税收》（Taxing Ourselves）。这本自称为有关美国税收改革的公民手册，已经被主人翻看得起了毛边。

    “写得深入浅出，简直太棒了！”32岁的年轻人情不自禁地赞叹。这个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决定自己也做一本专为中国读者提供向导的纳税手册。

    这项计划在“传知行”成立之初就确定下来，被命名为“税制研究”。2007年，第一本税权手册发布，题为《税收的真相》。包括岑科在内的8名作者参与了写作，其中一部分作者是财经记者出身。

    翻开《税收的真相》和《2008公民税权手册》，“人人都是纳税人”这句话首先进入读者的视线。郭玉闪解释说，这是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几乎每天都在缴税。

    他随即列出这样一张清单：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如果花100块钱买一瓶护肤品，其中除了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天哪！原来我不知不觉缴了这么多税，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一位读者大为惊讶地留言。在她的概念里，“税收和死亡，是人生难免的两件事”，这句话不过是形容“万恶的资本主义如何剥削人民”的一句谚语，以至于每次看到报纸上有关税收的讨论，她总是“眼也不眨地就翻了过去”。

    今年年初，网易就做过一个“算算你一生都缴多少税”的调查，发现有45％的受调查者“连自己缴了什么税都不清楚”，还有51％表示“我缴了税但不知道税干嘛用了”。

    包括政府部门对此也是争论不休。早在六七年前曾有人提出“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却遭到批评。批评者说，政府不能光为纳税人服务，而要为全体人民服务。言下之意似乎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人没有纳税。

    “但事实呢？”岑科反问道：“即使一分钱不挣，只要花钱消费，你就是纳税人。”

    这个年轻学者进一步解释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20多种税，其中有些由个人上缴，有些由企业上缴。但最终这些税或多或少都要由消费者承担一部分，也就是说，你每购买一件商品，就向政府缴了一次税。

    “多可怕，这么多人连自己是纳税人都不知道！”郭玉闪坦言，自己也是因为读者的反馈，才发现人们对这一最基本常识的缺乏。

    因而，在2008年发布的这本公民税收手册中，他继续加大了这一理念的宣传。不仅如此，书中还增加了《现行税目、税率一览》的附录，希望更多的读者了解税收的真相。

    “是我们缴的税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我们”

    编纂过程中，最令郭玉闪难以理解的是，既然税收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失去常识”？

    他随手举出几个常见的例子，比如受灾地区的一些群众受到政府救济时，他们会跪倒在地，高呼“感谢政府”；在政府部门的办事机构里，面对办事人员的拖沓冷漠，没有人会发出消费者应有的抱怨……

    “人们似乎忘记了，政府收支的每一笔钱，都与自己的钱包有关；政府对民众的服务，是收取税金之后应尽的义务和应该做好的工作。”郭玉闪说。

    因此，税收的基本概念成了2008版税收手册的另一重要内容。“这一点，连我最初也是糊里糊涂的。”主编岑科笑着说。

    在他的印象里，大学教科书里对税的解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在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上，税收被定性为公共服务的价格，公民纳税是为了花钱去买这种服务和产品。

    “到底哪种说法正确？哎哟，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经常把老师问得下不来台。有一次还追到了学校门口！”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这所高校就读财政学专业。

    那位老师最终也没有解答学生的疑问。李炜光说，时至今日，在中国的税收学教材中，“国家需要论”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关于税收的问题从来都是政府的事情”，很少提及与公民的关系。

    “可悲的是，这样一套理论还在一届一届的学生中传播，教着他们，税收是这样的，出去以后你以这个来指导你的工作。”李炜光很是感叹。

    在这位大学老师看来，很多专业学生，都未必知道税收的基本理念。以至于当他在自己教授的财政史课堂上讲起这些时，不少学生觉得吃惊而又新鲜。

    不仅是教育体系，在法律和舆论等话语体系中，“纳税人”似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宪法》第56条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没有强调有权利。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纳税人干脆被定义为“纳税义务人”。

    所以在《2008公民税权手册》中，岑科特意把“税是民众购买政府（人员）服务的费用”放在首页的位置。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是我们缴的税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我们。”

    “在纳税人和征税人的关系中，纳税人才是主人。”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这句话道出了税收的本质。

    “但我们这些主人又是什么形象呢？”岑科忍不住反问。

    他曾经到北京市某地税局办事，看到的是这样的场面：有人皱着眉头，在场地中央填写表格；有人满脸虔诚，向工作人员咨询着什么问题；更多的人排成长龙，以焦急的心情张望前方，希望尽快完成任务。至于他本人，则“像孙子一样”点头哈腰，跑了好几趟才缴完一笔税款。

    郭玉闪也享受过类似的“主人”待遇。为了开办“传知行”，他到工商部门去注册，被告知必须到指定厂家购买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税控机。其实那只是个普通的打印机，市场价不过数百元，但对方对郭玉闪说：“如果不买的话，你就缴不了税。”

    “目前的整套税制是国家本位的，而非民众本位。”岑科这样解释这些现象的根源。

    茅于轼则从中看到了纳税人与征税人地位的不平等——“本来纳税人才是主人，征税、税务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他是代理人，我们是委托方，他是代理方，我们委托他办事，他得听我们的。但现在我们的纳税变成了反过来的关系。”

    “要像关注自己的钱包一样，关注税收状况的变化”

    通过这本税权手册，唤醒纳税人意识，从而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态，是郭玉闪等人的初衷。

    “就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有这么大的用处吗？”有人不免疑惑。

    岑科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谈起了自己一次到银行办事的经历。当时排队办事的人越来越多，而业务窗口并没有相应打开。他忍不住和大堂经理理论起来，并当场拨打了投诉电话，在场的其他储户也站出来支持他。最终，银行打开了其他的业务窗口。

    “你看，当更多的人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利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岑科说。

    这个自称喜欢“较真儿”的小伙子，曾经是同学聚会上“不受欢迎的常客”。因为他常常指责那些当上公务员的朋友“花公家的钱不知道心疼”。

    “开始我就是很愤怒！”岑科回忆，“时间长了也觉得挺没劲，因为有人会说，这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又不是国家总理！”

    “现在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怎么不关我的事儿，你们花的钱都是纳税人腰包里掏出去的钱！”

    这也是他参与郭玉闪写作团队的原因。这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职员，利用业余时间和其他4名作者一起，花费半年时间完成了这本税权手册。

    他认为纳税人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纳税人意识的觉醒及其对税赋制度改革的关注和推动，非常值得经济学家们予以重视。“你老是跟人提公民权利，不如说纳税人，这起码和钱有关，还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他快人快语地说。

    郭玉闪透露，这本书的成本在6万元左右，是一家基金会提供的赞助。除了支付稿费外，他们还复印了1000本。为了让更多的人阅读，这本税权手册的内容直接公布在网络上。一个热心网友还据此编写了精华版，发布到各大论坛。

    这个福建人还计划推出系列读物：“2007年的侧重于理念；2008年重点是数字，比如中国政府都收了多少税之类的；2009年将重点介绍政府的钱都花在了哪儿，我们准备以出版业的税收情况为例子。”

    “我们会坚持做下去，直到大家能够像关注自己的钱包一样，关注税收状况的变化。”郭玉闪说。

    就在《2008公民税权手册》发表之后，不少企业家来信诉苦，认为其中揭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一位企业主说：“您来信要求我列举苛捐杂税的详细数据，实在是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一写出，不过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上个星期又缴了一笔，那天我一上班就看见厂里停了消防车，过去一问，才知道要订阅《消防报》200多元。我马上就给了，因为我知道如果不给，马上会有人来查‘消防’，而且检查完肯定不合格，到时损失更大。”

    “民众自身才是税制改良的未来。”郭玉闪这样安慰这些诉苦者。他最常提的故事是来自深圳的3位公民，他们从2006年起向十几个中央部委和十几个地方政府提出了查看预算的申请。2008年5月，他们终于看到了深圳市政府的2008年度部门预算草案；同年10月，卫生部向他们公布了一份接近完备的本级部门预算。

    “人民开始相信，政府的钱取之于民，需要首先得到民众的同意，而民众对于政府怎样花钱，也应当享有监督权和控制权。”岑科在自己主编的税权手册里写道。

（来源：http://www.cyol.net/zqb/content/2009-04/08/content_2613981.htm ）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许多民营企业经营不善，有的甚至陷入困境而亏损倒闭。不少城乡居民下岗，失去了收入来源。而截止到2008年7月，全国财政收入依然比2007年增长了26%。

　　我们为什么要向政府交税？政府为何要收税？中国的税负重不重？对如此快速增长的税收的使用，中国公民能不能监督，如何监督？

　　去年底以来，北京的NGO——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编写了《2008公民税权手册》一书，从税收的本质和来源入手，向公民进行“税”的普及，并探讨目前中国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

　　《人物周刊》就此采访了该书主编岑科。

　　受访人 岑科（研究员） 采访人 实习记者  陈小瑾

　　1 我们习惯说“中国政府养活了13亿人口”，而你这本书则希望所有人有一个意识：是我们交的税养活了政府。为什么？

　　岑科：税的本质，是民众购买政府（人员）服务的费用，体现的是政府和民众的一种交易关系。当然，在历史上——包括今天的世界，某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之间确实不是交易关系，而是某种程度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但那不是正常的税收关系。

　　在现代文明社会，政府的角色是向民众征收税款，同时负责提供一系列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公路、街道、路灯、治安、消防、环保等等。本质上，这是一种交易。

　　2 一般中国人理解个人所得税是交税，其实这笔税收只占中国税收总额的10%不到，我们还交了哪些税？

　　岑科：在中国，所有商品标价实行的是含税价，价格中包括了国家征收的税金——可能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也可能是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所以无论是谁，每买一件商品就在向政府交一次税。例如如果花100元买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此外，人们在生活中的其他场合也可能交税。例如，当你的工资收入超出一定标准，要交个人所得税；如果你买车，要交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如果你买房、卖房，要交相关的契税、印花税，也可能交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如果你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税就更多，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可以说，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税收无处不在。人人都是纳税人。

　　3 “税负的痛苦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税收，而不是税率”，这句话如何理解？

　　岑科：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但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他们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而政府成本相对较少。

　　中国正相反，这些支出的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

　　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教授冯培恩委员列举了公务用车消费、公款吃喝消费、公费出国消费、政府会议消费、“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消费、能源和资源消费等六种政府消费行为，例如公务用车方面，他调查认为我国目前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1/3；公费出国、公款吃喝每年各不少于2000个亿，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4 和这些高税率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税收只占GDP的20%，为什么人们却怨声载道？

　　岑科：发达国家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因为公民纳税后享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水平很高，相当于交的税得到了返还。中国正好相反，老百姓纳税之后，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缺乏生活保障，所以，名义税负低，但是实际税负很高。

　　瑞典、丹麦和法国等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是花钱最多的4项，共占去全部支出的近80%。尤其是社会保障，在这3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中都占到42%以上的比例；而教育、医疗支出，合计起来也都占到总支出的25%以上。这意味着民众的社会福利保障非常高。把社保、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事务支出加起来，占到了瑞典等国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

　　中国的9亿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医院的条件越来越好，但收费也越来越高，许多农民因此看不起病。教育方面，年年有考上大学却因缴不起学费而无缘读书的报道。中国有上千万的失业者，得到失业救济的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民众享受的公共福利较少。

　　5 书中阐释了一些概念比如“明税”（就是法律规定由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款）、“暗税”（就是政府在税务部门之外，通过其他渠道向老百姓取得的收入，例如各种罚款、收费）等，在中国，除了税收以外，政府还有哪些其他收入？

　　岑科：主要还有行政收费、土地出让收益、垄断行业收入等。

　　根据2005年经济普查，中国的行政收费中，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5个部门，加上法院，共收取费用9724亿。全体政府部门大约收取行政费用12500亿。

　　除了行政收费以外，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有一个重大的预算外收入，就是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6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约为7700亿，与土地出让价格相比，农民的土地补偿金额大约只有10%。政府净收益7000亿。

　　在正常税收之外，政府还掌握了一些垄断企业，包括电信、石油、金融等。这些垄断企业通过政府保护的垄断地位而获得巨额利润。我们估计其数额在2000亿元以上。

　　各种暗税加起来，足以让中国的名义税负增加10个百分点。

　　6 2009年全国公务员考试报名者多达百万，供需比年年提高，你怎么看待这种公务员报考的火热现象？

　　岑科：公务员成为社会就业的热点不是好事。道理很简单：政府不直接创造财富，而企业却是实实在在地创造价值；官员致力于讨好上级，企业家却要讨好消费者。当更多的就业者希望从市场转向政府时，表明这个社会的创业环境正在恶化，生产财富的动力正在衰减。

　　7 你的书中写到，“如果纳税人对税收使用无法监管，那么纳税并不光荣”。如何理解？我知道其实现实生活里人们的交税意识很弱，常有偷税漏税发生。

　　岑科：不能监管的税收，严格地说不是“税收”，而是掠夺。被掠夺当然谈不上光荣。

　　这是由现行税收体制的弊端决定的。现代国家都有一整套的公民授权、监督、运作税收的方案，而中国的税收往往是行政部门主导，制定和征税成为行政部门不可控制的权力。

　　单方面制定的税收，不可能具有权威性和正当性。只有政府首先依照合法的程序，在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税收的种类和额度，然后才谈得上公民的纳税义务。对于未经合法程序确立的税收，公民本不应有任何纳税的义务，更谈不上什么纳税意识。

　　对此，人们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偷税漏税，或者是为了少缴税向有关官员行贿。既然纳税人被强制征税，他们也就普遍不以偷税为耻，也不以行贿为耻。

　　8　中国公民对税收的审核和监督如何体现？

　　岑科：从名义上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民意实体，帮助纳税人监督政府的收支活动，促使政府高效廉洁地为纳税人服务，是它的职责。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审议，但从具体议程看，离“监督政府如何花钱”这一目标相差很远。例如每年开人代会时，代表们审议政府预算的时间最多一天，甚至不到一天；会议公布的预算报告只有几页纸，内容大而化之；具体的预算文本不发给代表，由代表团长掌握；有些地方虽把详细文本发给代表，但会后都要收回；等等。这样的审议，不可能达到了解政府支出状况、提出改进意见的效果。

　　人民代表大会尚且如此，其他方式能起到多大监督作用呢？

　　9　和国外相比，中国的财政支出情况如何？

　　岑科：有研究指出，在过去几年中，与美国、法国、瑞典、丹麦等发达国家用于公共福利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80%到90%）相比，中国财政的公共福利支出非常欠缺（约占总支出的50%）。2003年，美国公共医疗投入占GDP的比重是13.9％，而中国只有4.5%；2005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2.8%，排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

　　在行政开支方面，以2006年为例，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8.7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如果加上预算外支出，有学者估计，中国政府的实际公务支出至少占政府全部支出的30%以上。

　　10　中国现行税制体系的弊端有哪些？

　　岑科：不经纳税人同意，政府单方面制定税收种类和税收标准，并强制征收，而且不向公众提供对于税收的申诉和抗辩渠道，是目前中国税制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所有其他税收问题产生的根源。

　　在税收立法上，存在着行政法规多、国家立法少，以行政立法取代国家立法的状况，结果是，征税的行政本位突出，没有国家宪法和法律作为依据，使得税收的合法性不足。在实际运作中，有大量“暗税”，其运作过程非常混乱和随意。

　　这些弊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一，政府的征收成本特别高，达到了西方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第二，税收的额外负担很高，对企业、纳税人造成了极大困扰。在税收征管大军的征稽下，大多数企业穷于应付，不得不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与政府周旋；第三，一些暴力执法式征管和变相征管等政府不良行为，恶化了官民关系和社会秩序，对政府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害。

 （来源：人物周刊）

 2008年，中国经历了不平凡的一年；2009年，也可能是中国社会复杂多变的一年。在即将到来的复杂局势和多变条件中，“政府如何花钱”将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一大因素，以下是一些征兆：

——2008年11月26日，江西省新余市某政府部门考察团与浙江省温州市纪委副书记带领的另一政府培训团被网络曝光，他们以公务考察之名旅游美国，前者11人13天花费35万元，后者23人21天花费65万元，引起舆论哗然。

——2009年1月中旬，安徽省蚌埠市国土资源局被曝光，他们曾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一次饭局花费公款2万6千多元，其中各类好酒价值近1万2千元，人均消费上千元，招致网民强烈指责。

——2009年1月下旬，四川省北川县政府被曝光，以救灾指挥为由购买价值110万元的进口豪华越野车，引起社会广泛质疑。

——2009年2月下旬，深圳市建设局网站的一份公告显示，深圳市目前在职局级干部和处级干部可以享受包括足疗、按摩在内的疗养待遇，局级干部标准是4000元／人·年，处级干部是2100元／人·年，疗养费用全部由政府财政支出……

这些事例，不仅直接损害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引发了关于纳税人与政府关系的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使之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机构，所以，政府每花的一笔钱，都应该经过纳税人的核查与监督。但理念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

中国的财政支出问题由来已久。有研究指出，在过去几年中，与美国、法国、瑞典、丹麦等发达国家用于公共福利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80%到90%）相比，中国财政的公共福利支出非常欠缺（约占总支出的50%）。2003年，美国公共医疗投入占GDP的比重是13.9％，而中国只有4.5%；2005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2.8%，排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

在行政开支方面，以2006年为例，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8.7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如果加上预算外支出，有学者估计，中国政府的实际公务支出至少占政府全部支出的30%以上。

这样的状况，显然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并持续存在下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代表中国人民授予政府合法地位、并督促政府按照人民利益的要求行使职权的民意实体。因此，帮助纳税人监督政府的收支活动，促使政府高效廉洁地为纳税人服务，是它不可回避的职责。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审议，但从具体议程内容来看，离“监督政府如何花钱”这一目标相差很远。例如，每年开人代会时，代表们审议政府预算的时间最多一天，甚至不到一天；会议公布的预算报告只有几页纸，内容大而化之；具体的预算文本不发给代表，由代表团长掌握；有些地方虽然把详细文本发给代表，但会后都要收回；等等。这样的审议，不可能达到了解政府支出状况、提出改进意见的效果。

人民代表大会尚且如此，其他方式更无法起到真正的监督、核查作用。

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政府花钱出现了种种问题：一是政府开支种类繁多，耗费巨大，机构膨胀难以遏制；二是很多部门违规使用公共资金，牟取小团体利益，内部腐败屡禁不绝。不久前，在一个独立研究机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2008公民税权手册》中，能看到民间流传的各种政府浪费现象：

——公务用车浪费。我国目前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作为对比，在德国首都柏林，公务用车一共92辆，其中专车不到30辆，很多车仅用于运送文件；在芬兰中央政府，只有总理和外交、内务、国防部长有固定公车。

——公款吃喝消费。粗略统计，中国的公款吃喝每年不少于2000个亿，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公费出国旅游。近年来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在各地持续升温，官员公费出国一年耗资已经超过3000亿元。

——“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很多政府用财政收入兴建豪华办公楼、大广场、大剧院、大体育馆等。而在美国，政府部门常为小型平房或直接租用民宅办公，外地人到政府部门办事，得带上地图按门牌号去找……对比起来，发人深省。

中国财政支出中的种种问题，严重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败坏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和谐构成巨大的威胁。

为了消除上述弊端，政府高层领导与监督部门可谓千方百计、竭尽所能。但事实证明，如果不把政府开支详情与财政资源分配状况向公众披露，不把政府的自我监督变为社会各界的外部监督，不把职能部门的任务性审查变为广大民众基于自身利益所作的持续性追查，这些问题就无法彻底解决。一句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阳光财政”，才是根治问题的希望所在。为此，我们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把政府收支的基本文件——各级政府的年度预算、决算文本向全社会公布，具体办法如下：

·每年中央部门及各级政府预算、决算文本编制完成时，即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官方网站上完整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政府预算文本应在各个新华书店按身份证向愿意索取的公民免费发放。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举行专场记者招待会，向参加会议的媒体记者分发政府预算文本，并回答相关问题。

·在各级人大常委会下设专门机构，长期受理民众对政府预算问题的质询和意见。

这些措施，是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体制的第一步。随着政府预算文本和相关信息的传播，将有更多的问题和思路浮现出来，指引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已认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200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生效。根据这一行政法规，政府预算、决算报告和财政收支数字，以及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都属于县以上各级政府重点公开的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更有理由把政府预算文本公开化的工作付诸实施。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也是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一年。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是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件大事。我们相信，如果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够采纳政府预算文本公开化的构想，把“阳光财政”推进一步，必将为中国的社会和谐与现代化建设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到来！

■建议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唐厚仁，岑科，……

（注：本建议实行开放签名参与制。如果您赞同本文的观点，并愿意将它转发给十位朋友，或转贴到某一博客、论坛上，即可将本人姓名添加在建议人行列中。衷心希望，各位同胞以此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一点一滴推动我们的社会进步。）

这种理论认为，贸易赤字国家（如澳大利亚、爱尔兰、西班牙、美国和英国等）就像是“北京填鸭”，贸易盈余国家（如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则像是“鸭农”。“鸭农”强行给“鸭子”喂食，使这些“鸭子”举债成瘾，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这种说法让很多中国人无法接受。经济学家谢国忠就认为，这种说法无视那些最强大、最富有国家的自由意愿。赤字国花别人的钱过了一段好日子，还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责备借给他们钱的国家，是不讲道理的。

借钱给你花，难道还有错吗？

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谁在借，以及为什么要借。中国卖那么多产品给美国，得来的钱不买美国货，反而又把借钱给美国人花，这不是企业和居民的自愿决定，而是央行压制汇率的结果。

如果没有央行的强制性结汇，企业和老百姓拿到美元后，肯定不会买这么多美国国债。他们会更多地购买美国的资源、技术和商品，到国外旅游、读书等等。但为了保持汇率不变，央行就只能不停收购外汇，并转化为对美国的投资。

美国人的钱多得用不完，这些钱不会用于投资实业，因为制造出的东西中国居民还是不买——也是因为汇率的缘故，结果，只好跑到金融市场上，滚出一堆泡沫，引发次贷危机。

这个逻辑奇怪吗？有人莫名其妙给你送礼，害处不仅仅是让你为了收这份礼而瞎折腾。更重要的是，它误导你，让你错配当前的资源。

打个比方，本来你是穷光蛋，有100块钱，够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现在有人送你豪华七日游，你一高兴，花100元去做个发型，过两天发现，七日游要改成五日游，剩下两天就得挨饿。

“稳定”在中文里是个好词。央行说，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没有人会觉得不对。但是，如果你知道汇率稳定的背后是央行不由分说地把所有中国企业和居民增加的外汇收过来，用于投资美国的国债、基金、股权等，你还会这么想吗？

事实就是这样。当然，央行的外汇没有白拿，也打了借条。但这个借条等于是替美国人打的，因为打完借条后，转手就把外汇投到了美国市场。这一切的原因，都是为了保持“汇率稳定”。

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价格必须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作为衡量国与国之间产品和生产要素比价的汇率，也应该随着生产能力和贸易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在中国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时候，人民币汇率应该向上调整，否则就会出现上面所说的莫名其妙借钱给美国人花的局面。那是在制造定时炸弹。

必须搞清楚，盲目固守汇率，强制性把企业和居民的收入转化为对美国的“送礼”，就是本次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当局要负的责任。

（2）春节后，组织出版《中国改革30年》；7月份，组织新书发布会。这本书上了销售排行榜，让我切实体会到，出书是能赚钱的。

（3）四月，西藏出现骚乱，中国愤青“抵制法国货”，特撰文斥之，但遭网络屏蔽。五月，四川大地震，撰文“大灾之下，爱恨中国”表达看法。

（4）六月，光华智库正式上线，但很不完善，年底着手升级。

（5）七月，回到离别多年的老家，见到亲朋好友、旧时同学。回忆往事，畅饮抒怀，感情泛滥，快意人生。但每个人的世界已经改变，再也回不去了。

（6）八月，批判地观看了奥运会部分内容，认真思考张艺谋的成功之道。（启示：奥运会并未真正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一个光有钱、但不尊重人的国家，是不会得到他人尊重的。）

（7）九月，开始编写《2008公民税权手册》，十二月发布。高兴地看到，很多人头脑中的思想病毒被这本册子的内容所清除，自由的思想基因得以扩散（一位叫“断桥”的朋友所写的摘要帮了大忙）。

（8）十月，在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北京议事厅”讨论房价，预计北京房价下跌10%-30%。

（9）十二月，与几位朋友筹组茅老八十寿辰庆贺文集，基本成功，之后将正式出版。

（10）过去的一年，发生了贵州瓮安事件，出租车群体事件，林高官猥亵女童事件，政府公费旅游团曝光事件，北川购买豪华汽车事件……等等，让我相信，信息传播的力量是巨大的。人心决定世道，观念决定未来，互联网必将改变中国！

【本人疏于电话或短信拜年，所有看到这篇文字的我的朋友，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这就是我的拜年贴。】

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全国掀起一股经商和谈论经济的热潮。我懵懵懂懂报考了经济系的经济管理专业。进入大学后发现，我们所学的以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大部分课程，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老师讲不明白，自己想不通，更没有学习的兴趣。上课时，大都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课后应付考试过关了事。我当时以为，所有的知识和理论都是这样的，如果没弄懂，一定是自己没下工夫，或不够聪明的缘故。

1996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一家建材公司工作。199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在北京海淀图书城的“国林风”书店，我无意碰到了《生活中的经济学》。这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买回这本书后，好几天沉浸其中，原因是我后来说的：“这本书讲述的是经济学知识和原理，内容却轻松怡人——印象里，只有金庸的武侠小说才能让我那么专注和愉快地去阅读。”在这本书里，茅于轼先生以自己在美国游学访问的见闻为背景，通过生活中的日常琐事解析经济学，语言引人入胜、观点精炼、思想凝重，让我入迷和叹服。从此，我走上了自学经济学的道路。

1998年，我从原单位跳槽到另一家公司，被外派到珠海，上班的地点在珠海吉大百货商场旁边。一天，在商场二楼的书店里，我发现了茅于轼先生的又一本文集《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当时毫不犹豫买了一本；还买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随笔录”系列丛书的其他几本，开始接触到樊纲、盛洪、汪丁丁等学者的思想。那时候，我经常去书店搜索经济学读物，并在网上阅读有关经济学的文章，又熟知了杨小凯、张五常、王则柯、薛兆丰等人的观点。由于工作清闲，每天可以看书到很晚；躺在床上，思绪被学者们的经济学逻辑牵引、仿佛灵魂出窍的感觉，至今非常怀念。

长时间的阅读，使我产生了写作的愿望。2001年7月，我完成一篇长文《一个俗人眼中的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十大经济学家”作了个排名。这篇文章被网络广泛流传。现在看来，文章写得很稚嫩，有不少谬误。但把茅于轼列为中国经济学家之首的观点，至今没有改变。

我对茅于轼如此推崇，源于他的一篇文章《统一台湾的小民之见》。那是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大陆政府举行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还声称“我们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统一”。茅先生为此写道：“如果两岸确有一批‘仁人志士’，认为必须动武，而且不是叫别人去打仗送死，而是自己愿意为崇高的统一目标牺牲在所不惜。不妨专门划出一块地盘，让两岸的武士们在那里拼死较量一番，过一过动武的瘾。既免了搅乱别人的和平生活，也让他们的心愿得以满足。”

这篇文章给我很大的冲击，我事后这么描述：“在经济学界，我仅看到一篇公开反战的文章《统一台湾的小民之见》，作者是他——这位富有人道主义和社会责任的智者，从此成为我心目中无可替代的精神偶像。”

2002年，我从珠海回到北京，在一家报社工作。大概在2月份，见到茅于轼先生的新文集《寻求社会致富之道》。其中有文章讲述了他年少时被侵华日军驱赶逃难的故事，以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经历：“一次我被红卫兵用鞭子抽，血把背心都粘住了。如果不是碰到联动分子骑着自行车，车上插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这条命恐怕早已没了。”又说：“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无意地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我读后非常感慨，写了一篇《遥望茅于轼》，表达对他的思想观点和人生经历的尊敬。

不久后，我收到一封邮件，是天则所下属的中评网编辑发来的。原来，他们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把文章转给茅先生，茅先生在给他们的回信中写道：“我想知道作者是谁，是在哪个网站上发表的。……我感觉作者十分完整地把握了我的思想，准确地区分出主要和次要。”他们把这封邮件转给我。我见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写邮件给茅先生，希望能拜见他。茅先生很快回信，约我第二天到他家见面。

2002年3月15号，我第一次见到茅于轼先生。跟所有人一样，我对他的印象是温和、自然、平易近人。他询问我学习、工作的经历；我跟他谈了学习经济学的感受。他又问我还缺哪些他的书，然后到书柜拿出来，签名送给我。他还向我透露，即将开办一所家政培训学校——也就是富平学校；我当时没太在意，想不到这所学校后来给他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声望和是非。这次见面的谈话内容很普通，但离开他家的时候，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种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幸福感，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在他家，还见到了赵燕玲女士，茅先生称她是自己幸福的第一源泉。他曾这么描述：“她是一位非常美丽又能干的贤妻良母。我说她美丽，并不是因为我爱她，情人眼里出西施。她的大照片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展出。不论她住在哪里，苏州、上海、北京，她的照片就挂到哪里。……她非常能干，会做衣服，结毛衣。我的衣服从衬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她会烧整桌的菜肴，直到今天，我不愿到饭店里吃饭，因为味道没有她做的好。我当右派时多少人趁机追求她，她没有离我而去；在文革时她勇敢地尽量保护我们全家；在改革之后她为我解脱了全部家务，让我可以全付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想来想去，我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

茅先生对妻子的热爱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知道他的学术思想背后，还有怎样的人生细节。很凑巧，2002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有一本关于他的学术评传，作者完成了一小部分，因为特殊情况，不能继续下去，问我是否愿意接手余下的工作。我当即表示愿意，愿意之余，对他的信任非常感激。

为了写作《茅于轼·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我广泛阅读了茅先生的各种著作以及有关他的媒体报道，并与他多次交谈。我发现，他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得像个“两面派”，比如，他对价格机制把握得非常透彻，但另一方面，他经常从道德规范的角度看问题，像对市场原理一窍不通的“经济盲”；他对很多敏感问题敢于直言不讳，但一直反对用激进的手段促进社会变革；他反复强调要保护富人财产，但对帮助穷人不遗余力；他对权力垄断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但无时无刻不在呼吁社会公众积极纳税……这种矛盾的景象，奇怪地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他的中庸，其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价值目标的最优选择，是择优分配原理的又一种体现。”——这里所说的茅于轼先生的“价值目标”没有解释，是指社会改良与人际和谐。

2002年12月，这本书写作完成后，我看到《南方周末》评选2002年年度人物的消息，茅先生在候选人之列。当时，他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没有今天这么高，我很希望他的思想观点被更多的人知道，于是把这本书的开篇《茅于轼的桃花源》发到网上，并附言：“如果《南方周末》希望它的年度人物能够在出现在100年后评选的‘十大影响力人物’中，茅于轼是最大的可能。”我又在后记中写道：“无论他是否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年度人物，他的名字在多年以后一定会有人记起。他那些智慧与温和的文字，正是播撒在我们追求幸福与安康的漫漫长路上的闪亮火种。”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从报社辞职。2003年4月，这本书正式出版。差不多同时，我接到茅先生的邀请，让我协助他联络一些专家，翻译并出版一本能源论文专刊。做这件事让我领教了茅先生的纳税人意识。他经常说：“因为政府不够廉洁，或者担心公款被一些腐败官员贪污，就不愿交税，前景非常可怕。老百姓不缴税也就放弃了监督政府的权利，发展下去，一定是政府腐败没人管，社会混乱和无序。”他嘱咐我，一定先扣除所得税，再向专家支付翻译费，包括他和我的劳务费。我去税务局的时候，这种零散的小笔收入没有窗口办理，只能找专人开税票，再到银行交款。有一次，因为来回折腾，银行下班了，不得不第二天再去。这本专刊经我出了两集。那种交钱还得求着对方的经历，让我体会到税务机关的霸道。

因为出版能源专刊，我认识茅先生的一位朋友陈大鹏，并到他的图书公司工作。到了夏天，“天则书院”在五塔寺（当时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办公地点）内开办，本来是针对天则内部员工的知识培训，但有不少外面的人去听。我也在其中。茅先生讲微观经济学，共十次课。课后，他让我整理讲课的内容；后来经他修订，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十讲》一书。由于反复听录音，还要写成顺畅的文字，这个任务大大提升了我对微观经济学的认识——主要是对交换创造价值的过程，以及供求曲线背后的基本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004年1月初，我收到茅于轼先生的消息，说广州有个民办学校请他编写经济学教材，问我是否愿意参与。我很高兴，和他一起前往广州，见到了信孚教育集团的信力建先生。信力建表示，他想在自己集团所属的中学开设经济学课程，并向其他学校推广。茅先生一向致力于普及经济学知识，对这件事很赞同；但有点担心，在中学教经济学，学生的理解能力是否能够接受。我跟他说，就算不能在中学开课，编写一本面向大众的经济学读物，也是有价值的。他同意了。于是，我在他的指导下，着手编写这本书。

编写这本书大概花了8个月时间。我又深入阅读了茅先生的著作和很多经济学教材与原著，包括对我影响巨大的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茅先生主要负责给提纲和文稿提意见。由于我认为过去的经济学教材普遍存在内容割裂的问题，不能把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本书一开始就讲人的自利本性，讲法律和道德如何形成，构建了社会；然后讲社会制度如何演变，产生了市场经济；接下去，讲市场中的供求和价格；最后，再讲市场行为如何影响经济总量。其中很多内容是由茅先生的思想转化而来。

这本书在2005年正式出版，定名为《大家的经济学》。我在后记中写道：“这本书希望做到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当然，这也是一切优秀教材和书籍努力追求的效果。至于本书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有待读者的评判。”

读者的反馈是令人鼓舞的。有人来信说：“我从小就对经济学很感兴趣，读了一些书，但是都很难坚持下去，因为里面的说教太缺乏吸引力。我想您的书是我读过最系统、最详细、例子最易懂的书。”类似这样的邮件有几十封。有一位叫华君的朋友，读过这本书之后，建立了一个名叫“大家的经济学”的网站，用来学习和传播经济学。当然，我也认识到这本书的缺陷。真正的经济学不应该有宏观、微观之分，在这方面，茅先生已有的著作中可供吸收的理论资源不多。而且，由于编写时间有限，书的后半部分原创色彩大大减弱，原先希望达到的宏观、微观经济理论一体化的效果没有很好地实现。我暗自下定决心，要钻研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原著，等到时机成熟，再重写一部通俗的经济学原理读本。

茅于轼先生在一篇讨论学术方法的文章中说过：“如果你真正懂得一个数学方程，你应该能够将它用通俗的语言作出解释。不但数学方程如此，任何一个理论都应如此。”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典范。这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我对所有不能用通俗语言表达观点的学者和他们的理论，都会保持怀疑；也导致我在表述经济学观点的时候，会尽量把话说到最直白的程度。

写完《大家的经济学》之后，我到了一家杂志社上班。2005年8月，我去茅先生家里给他送能源专刊第二集的稿费纳税发票，才知道因为头一年他在一份敏感的公开信上签了名，结果，天则所的事业法人单位注册未获通过。天则的办公地点本来位于昆玉河边的五塔寺，环境很好，但是物业管理公司以天则不获重新注册为由，要求中止合同，最后他们不得不搬迁到一个居民小区里。

接下来的两三年，我换了几次工作单位。由于种种原因，和他的联系少了很多。但只要有事找他，他几乎有求必应。同时，我也通过网络和媒体关注着他的情况。让我高兴的是，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公开演讲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他在舆论中引起很多争议和批评，这种情况是以前没有的。特别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以极其恶毒的语言对他进行辱骂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痛心。一个为了争取大众权益而付出巨大牺牲的老人，反而被他为之奋斗的人群所攻击，这是最大的悲哀。

一开始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孜孜不倦传播真理、身体力行造福社会的老人，会遭到那么多人的怨恨。后来明白了。在这个社会中，固然有茅于轼这样的人在传播他们信奉的自由市场理念。但还有一架非常庞大的机器，在通过教科书、电视、电影、报刊、杂志等媒体，传播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理念。这部机器影响的人群，比“茅于轼们”影响的人群要大得多。那个更大的人群已经习惯了用统一口径灌输给他们的观念看待世界。所以，当他们第一次听到“抵制日货很愚蠢”、“经济适用房不可取”、“保护富人穷人才能变富”、“18亿亩耕地红线没必要”等“标新立异”的观点的时候，会觉得碰到了洪水猛兽，恨不得先除之而后快。这大概就是茅于轼先生在网络日益普及的年代受到激烈攻击的原因。

《生活中的经济学》是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但仔细一想，《生活中的经济学》也很难帮助普通人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理念。这本书虽然好读，但缺乏理论的系统性，这样的知识是不容易被记忆和传播的（他的其他文集也存在这个问题）。而当前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大部分都是从国外引进的，离中国的现实太远。这让我有一种担心，就是在与强大的宣传机器争夺中国人的思维空间的过程中，自由市场理念将永远——或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下风。

茅于轼先生曾说，他对现今的经济学教科书不满意。我曾经很期待看到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了。他因为事务过于繁忙，已经没有时间作大量的文献阅读。可以考虑的一个办法是，对他已有的著作和文章进行梳理，摘编成一本相对系统的经济学入门读物。对他的经济思想，我曾这么总结：

“纵观茅于轼的经济研究，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择优分配原理。这个原理的前提是边际收益递减的自然公理，它们的定义和推导都有严格的数学关系相对应，所以极为可靠。由此出发，他的观点沿着逻辑理性和生活经验不断延伸，逐渐形成了一个严密统一、清晰可信、富有原创精神和现实色彩的思想体系。

“由择优分配原理出发，可以得出一般均衡状态导致社会资源最优化和福利最大化的结论。……在一般均衡状态下，商品可以通过货币毫无阻碍地互相转化，价格就是价值，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或曰稀缺性，这就彻底解决了价值理论；进一步探究，达成商品供求平衡的条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竞争，所以茅于轼用一句话来概括市场经济的精髓：充分竞争下的供求平衡达致资源配置最优，他无时无刻不在倡导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在市场经济下，价格代表价值，赚钱意味着创造财富，买卖行为可以改善资源利用，这奠定了茅于轼的商业交换理论；来到现实问题中，一切政策的制订要以经济均衡状态为目标，以是否有利于赚钱为准绳，所以茅于轼反对以创汇为目标的出口，反对冻结农业用地……”

上述思想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一般均衡理论的阐释，他举例说：“如果除煤炭价格过低而供不应求，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电力价格）都处于均衡状态，因此供应和需求是相等的。但因煤不均衡，如果煤价上升到均衡水平，将引起电价上升，使电力出现多余。可见原先的均衡并不是真正的均衡。……一般均衡价格不仅指某一商品的价格，而且也是整个价格系统。”

这段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以前不太清楚，后来才知道，一般均衡理论是经济学中最核心的内容。但就我所见，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的理解和阐述，都停留在数学方程和理论模型的阶段。茅于轼先生的阐述，让我相信一般均衡是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这样一来，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宏观与微观理论互相割裂、互相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茅于轼先生多次提到，对他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2006年，他把这本书借给我。阅读之后，我振奋不已，原来在宏观、微观理论之间，早就有希克斯这样的大师用一般均衡理论架设了一座桥梁。沿着这条线索，我又找到了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经济》，克拉克的《财富与分配》等著作，了解到一般均衡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以及动态一般均衡的概念。回过头再看茅于轼先生的经济思想，我才明白，他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里最主流和正宗的一个。

茅于轼先生的道德人品广受称赞。其中，我认为他最值得颂扬的品质是平等待人与宽容异见。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取决于中国人能否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但民主与法治不是光有一套法律条文就能实现的。在很多“民主”国家，有形式上的宪政制度，但实际情况却是个人权利不被尊重，政治选举结果不被承认，甚至引发暗杀与暴力冲突，等等。这充分说明，所谓民主与法治，必须有一大批具有平等意识和宽容精神的政治家与普通公民来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茅于轼先生的人品是中国迈向民主社会的典范。

与茅于轼先生的交往，还让我有了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可以根据他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作朋友。如果一个人在了解到茅先生的思想和事迹以后，无动于衷，甚至表示不敬，我会认为这个人的价值观有问题，不值得做朋友。如果一个人对茅先生很崇敬，我会对他产生好感；如果一个人不仅崇敬茅先生，还愿意追随他的脚步去为人处世，这个人一定值得做朋友。

回顾与茅先生交往的十年多时间，一开始，他的思想把我引上了学习经济学的道路，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接下来，能在他的身边协助他完成一些工作，更是一种荣幸。我与茅老交往最密切的时期，经常到他家汇报工作，还跟他的夫人聊家常；有一次，他甚至想为我介绍女朋友……这是我非常怀念的时期。最近两三年，与茅老的来往逐渐稀少，不免有些失落。后来想明白了：他实在太忙碌；他的时间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每个需要他帮助的人。

最后一次见茅老，是在一个多月以前。我组织一个税收问题讨论会，邀请他参加，因为时间很紧，担心他不一定能来。但一经协调好时间，他马上就答应了。那天的会非常成功。会议结束时，已是夜幕降临，我送他到路边等车。那是入冬后气温骤降的第一天，正值下班高峰，我们顶着寒风，站在路边等了好长时间，最后，在另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才拦到一辆出租车，把他送走。

“你穿得太薄了。”这是他上车前对我说的一句话。望着他的车渐渐远去，我再次感到一种幸运。我意识到，无论我是谁，是否与他相识，无论离他远近，只要生活在这片国土上，就会受到他永远的眷顾。

上世纪八十年代，茅于轼先生可以说是我不挂名的学术导师。我与他交往频繁。我的主要学术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很多人说，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永远是我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

第一次认识茅老师是1982年的春天。我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后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开学不久，第一次“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进行。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被分配到一个小组当秘书，茅老师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这个会上讲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来去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在小组讨论中，他的发言引起很多争议。我理解，因为他从工程最优化开始研究资源配置，然后深钻西方经济学，思维和当时的另一些人——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来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我以秘书的身份在小组发言，得到茅老师的支持，因此推荐我到大会发言。在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说话语气没有掌握好，冒犯了一些人，引起他们的责怪。事后，茅老师帮助做调解工作，化解了矛盾。这是一件小事，但能看出他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

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到北京。我跟他开始书信往来。可以说，与他通信是我在研究生期间非常愉快、并让我的知识体系大大改变的一件事。他时常给我邮寄些好文章，使我接触到很多独到的思想和理念。那时候就发现，他注重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我记得，有一次通信中，我们讨论了关于“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免费修理锅碗瓢盆到底好不好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不好”。因为免费修理使得一些人把本来不值得再修的东西拿来修理，从社会的角度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人力，加上排队的时间，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观点。

由于受他的影响，我组织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办了个读书会，系统地自学西方经济学。这当中有一些问题，也不断写信向他请教。到了83年8月，我写《为钱正名》之后，遭到学校批评，报纸上也有很多批判文章，不但在陕西，全国都有。当时我心情很不好，茅老师写信鼓励我，说正确的观点刚出现的时候，经常面临多数人的反对，但最终会被人们接受，所以你应该充满信心，坚持自己的主张。

1983年春节前，我第一次到北京。茅老师接待我，给我安排了住宿。第二天，又约我到他家面谈。此后好几年，我去过他家无数次，街道名和门牌号都已经忽略了，但永远记得就在小区北门进去第二栋楼左下角的位置。那时候交通、通讯都不方便，见到他自然很高兴，也萌发了到北京工作的愿望。1983年底，我开始准备硕士论文。春节过后，就到北京收集资料，住在一个朋友家里，经常骑自行车往他家跑，跟他交流情况。

当时，茅老师在研究能源价格问题。他对价格理论掌握得非常透彻，喜欢用计算来说明问题——例如每吨煤的出厂价格、运输成本等等，都有详尽的计算。他关于价格不合理导致能源浪费的观点对我的毕业论文和关于价格改革的思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交给我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伽瓦拉写的《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一文，让我翻译。这篇文章用跨国数据证明，价格扭曲越严重的国家，经济增长越慢，给我很大启发。

除了价格，我们也讨论现代经济学和改革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如工资、收入分配、价值观念等等。我写过一篇文章，谈经济变革中十大观念的转变，有些内容是由他的启发而来。他后来去做扶贫贷款和家政培训这样的“小事”不是偶然的。他做事非常认真细致。我送给他提意见的文章，他会非常仔细地阅读，有问题的地方用笔画出来，注上工整的文字。有些文章的初稿，我自己都没有了，但他一直保存到今天。

1984年底，我正式到北京工作，跟他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之前，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宋国青。他是我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学习和工作伙伴。茅老师对宋国青非常欣赏。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圈子，包括我在西北大学时组织读书会的同学栗树和、梁天征、张敢明等人。茅老师与大家的关系非常亲近。我们去他家，不仅聊天，交流学术问题，有时候还留下来吃饭；在他家可以讨论到很晚，有时甚至聊到晚上十一二点。那个时期，我逐渐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只有通过市场经济，一个国家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这种信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茅老师与年轻人交往的时候，不吝关心和鼓励，但没有任何架子。他和我们这些后辈讨论问题的时候，碰到不同意见，只要你说得对，他立即更正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从不僵化，可以向任何人学习。直到他年龄更高、名气更大的时候，这一点仍然没有变。当别人向他请求帮助的时候，只要他做得到，几乎是有求必应。他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品质。无论治学还是做人，他都是绝佳的榜样。

到了90年代，我去牛津读书，他是少数几个与我互通书信的人之一。他在英国访问期间还专程到牛津看我，让我非常感动。从牛津回来之后，我和易纲、林毅夫在北大创办经济研究中心，得到他的支持；1997年，我又转到光华管理学院，他对我的支持一如既往。但由于工作繁忙，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只是默默关注他的情况。我知道他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非常辛苦，倾注了很多心血。后来又做了扶贫贷款和职业培训的项目。像他这样的年纪，愿意通过这样具体的小事去帮助别人，一般人根本做不到，更何况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很多人愿意支持他做的事情，包括我自己也尽可能参与其中，都是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更让人钦佩和感动的，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关心与责任。大概一年前，他写了一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前所未有的非议。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去写这种文章的。目前的中国，个人产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传统的仇富心理依然隐藏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很难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人永远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茅老师的“为富人说话”是呼吁我们建立良好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文化，这是作为经济学家或者一个理性思考社会问题的人的真实表达。他“为富人说话”本身就是“为穷人办事”，因为在产权得不到尊重的社会，除了特权阶层，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他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的人。

回顾与茅老师交往的二十多年，我的成长深受他的影响。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受过他的帮助和启发。对于受过茅老帮助的人来说，他为我们做了很多，而我们为他所做的很少。直到今天，他依然忙碌于各种工作。他的八十岁生日即将到来，我祝愿他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学术青春永存。对他的感谢和回报，就是以他为榜样，认真地学习、工作和做人。希望他在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不需要再去“为富人说话”。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2002年6月的一天，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给茅于轼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道：

“我对你在贫困山区创办小额贷款的项目情况深感兴趣，这正是我想在中国积极推动的工作。我知道你能够以6％的利率动员储蓄，然后根据不同的用途，以无息或12％的利率把款贷出，并且保持高水平的还贷率，这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已经叫我们的北京办事机构会同你一起探讨，如何沿着你的经验进一步开展有益的合作……”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茅于轼心里感到一丝欣慰，也有几分惋惜。很多人和沃尔芬森一样，通过农村扶贫的事了解了茅于轼，并赞赏他的仁爱之举。本来，茅于轼的扶贫基金有更广阔的资金来源可以扩大规模，但这件事的审批可能会面临重重困难，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运作，只好暂时搁置。在茅于轼广为人知的一面，他很像一个慈善家，但很多人不知道，茅于轼的本职原来是一名铁路研究专家，后来经过“蜕变”，成为了一位非常特殊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没有经济学的学位，“经济学基本上是自己悟出来的”。在197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茅于轼一直从事铁路牵引方面的研究，在学习和工作中跟数理统计和力学方程打交道。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出版过关于蒸汽机车的专著，以后长期供职于铁道部研究院。按传统的划分，茅于轼原来处在自然科学领域，但经过思想跋涉，他来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的社会属性自不待言，茅于轼在研究经济学同时，逐渐把注意力投向了道德、人权、自由主义等课题，到现在，他开始思考人性中“如何得到快乐”之类的问题。像这样，扎实地跨越了相距甚远的研究领域，具有多重的身份和学养，这是茅于轼的第一点特殊之处。

茅于轼最初的机车牵引研究工作基于数学、物理和力学等自然学科。1950年从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以后，茅于轼觉得数学不够用，花了大约三年时间专攻数学，其中有复变函数论、数理方程、数值计算、数理统计、变分法、矢量和张量分析等课程。以后，有十几年的时间他也没有中断数学的学习和应用。由于工作中讲求数据的运算、分析和实证，经过多年磨炼，他养成了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求实的科研态度。不难想象，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茅于轼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有何等的切实可信。

因为讲究逻辑推导和现实印证，不得不把问题完全吃透，这使得茅于轼能够用通俗直白、精炼生动的语言去讲述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所以不止一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偶然接触到茅于轼的经济学作品，被其中引人入胜的文字打动，在生活经验的共鸣中享受到知识和智慧的美感，从此后，将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甚至改变了往后的生活轨迹。在茅于轼的精读书目中，包括贝尔曼的《应用动态规划》和孔子的《论语》，他是经济学领域中挥洒自如的探索者和深入浅出的传道士。

70年代中后期，茅于轼转向经济学研究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学术探险。当时，他参加格尔木至拉萨窄轨铁路选线工作，随后又碰到铁道部淘汰蒸汽机车、引用内燃机车的利弊分析，涉及到一系列经济学深层次问题。往前追溯，由于驾驶火车机车的经历，他一直在思考机车的最优操纵问题，即如何驾驶机车可在保持正点的条件下使燃料消耗为最小。所有这些，都指向了数学中的规划问题。

所谓规划，就是在约束条件下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值。例如，一个人购买粮食和蔬菜的收入有限，这就是一个约束条件，它可以用一个方程式来表达。把粮食和蔬菜的营养价值加起来，可以用一个代数式表达，这是目标函数。如何用有限的收入获得最大的营养，这就是规划问题。线性规划是指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的方程都是直线方程，而如果规划问题涉及到曲线方程，就变成了非线性规划。“线性”就是直线的意思，“非线性”就是曲线的意思。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茅于轼天天在思考非线性规划的生活原理是什么。解决非线性规划的基本方法拉格朗日乘数法很多人都在大学的数学课本中学过，但它的经济意义是什么，没有人能讲清楚。在思考、运算、推导这个问题的日日夜夜里，茅于轼走进了曲折迷人的学术仙境，他描述道，“你会感到无穷美妙的景色在向你召唤。到那时，你变得废寝忘食，整个身心被一个目标所吸引，变得身不由己，无法摆脱。你还可能几次误入歧途，成天成夜地思索着，是哪个逻辑环节上出了毛病。这样经过几天、几周的折磨，忽然一切矛盾全部解开了，你终于从黑暗中走出来，发现了桃花源。”

茅于轼的“桃花源”就是择优分配原理。用简单的话来说，它的意思是：一种要素投入在不同的用途之间分配的时候，要考虑让各种用途的最后部分产出均等，才能达到总产出最大。择优分配原理既可用高等数学来表达，也是家庭主妇如何安排生活、在收入约束下使效用极大化时所遵循的原则。一个家庭主妇花钱的时候，不会把所有钱都花在同一种商品上，因为持续消费同一种商品给人带来的效用会越来越少。她会根据不同商品在当前能够带来的效用，去购买自己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择优分配原理。

追溯起来，择优分配原理所表述的思想观点1854年德国人戈森就在其著作《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中提及，但他只是粗略探讨了人在追求最大幸福的过程中如何将时间分配于各种活动；进一步，19世纪末的古典经济学领袖马歇尔把不同商品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归结为最优消费行为的充要条件，也是择优分配原理的运用；到了1975年，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成果就是用线性规划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利用问题……但当时处在闭塞环境中的茅于轼对这些一无所知，他凭着兴趣和敏感单枪匹马闯入了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区域，自以为发现了学术新大陆，兴奋不已。后来他才知道，国内外都有人先于他得出了类似的成果，这使他独步学术高峰的美梦落空，“难免感到丧气。”

然而，仔细比较戈森等人关于择优分配原理的叙述和茅于轼的推导，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茅于轼对这一理论赋予了普遍意义，将它作为构建微观经济学大厦的基础，于是微观经济学可以直接表述为寻求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并最后导出了集微观经济学大成的一般均衡理论。直到今天，茅于轼还认为经济学的开篇就应该讲资源约束条件下的最大产出和择优分配，他希望有机会撰写新的经济学教科书。

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是极具原创性的理论发现，他在非常闭塞的环境下通过独自摸索得出了这个成果，然后把它进一步深化推广，并由此开始转向经济学研究。而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学还处在以诠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己任的阶段。对于择优分配原理，他自己说“它是我这一辈子在自然科学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但这样的评价可能使他其它一些经济学创见的重大意义被忽略。

 二

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景观是计划经济由理想变为现实，又在现实的残酷中全面地崩溃，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成千上万的人在计划经济的社会实验中丧失了生命或自由，两大阵营的对垒差点把地球送进了毁灭的深渊。而为什么以公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必然失败？最直观的回答是说公有产权不能提供适当的奖惩机制，从而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更经典的回答是哈耶克所说的，合理配置资源所需的信息分布在千千万万个独立的个人和企业当中，计划当局不可能掌握它，所以集中决策必然导致资源误用。但这些回答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在苏联、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新建之初，人们为美好理想而奋斗的工作热情是空前高涨的，不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而且这些国家几乎都经历了一段令人刮目相看的高速经济增长。

茅于轼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全部问题的关键是“价格”。在经济世界中，一切资源的流动和运用，生产者的投资决策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无不依赖于市场竞争产生的价格信号。价格引导资源配置，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又决定着社会经济水平。“公有制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价格信号的混乱。”在公有制下，企业归全民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方，不可能发生讨价还价，也不存在价格竞争，资源配置失去了依据。在计划经济创建的初期，由于承接了原来自由市场形成的价格体系，各种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建立在相对合理的基础上，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盲目建设和资源浪费。但随着时间推移，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居民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而因为缺乏正确的价格信号，这些变化不能够引起计划决策的相应调整，于是，生产浪费和效率低下成为必然，整个经济体系在偏离资源优化配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最后崩溃。当年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足以使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库的时候，它的日用品商店门口却总是排满了等待购物的长队，这就是资源配置失衡的奇观。

站在总结历史的高度来看，茅于轼对计划经济失败原因的剖析恐怕是一个创举。他的结论来自于对最优化问题的研究，来自逻辑严密的数学论证，是稳固牢靠的。他用浅白的生活语言来说明这个结论，最能够对掌握投票权的社会大众和远离经济专业的政治家产生影响。后来另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用分工结构的变化来解释计划经济的失败，他们的结论同样可靠，并且是内在相通的。虽然计划经济的危险似乎正在远离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但考虑到计划经济曾经制造的灾难和历史上的种种复辟现象，我们有理由对哈耶克和茅于轼这样的思想者及其警世恒言保持尊敬。

到了自由市场向全世界不断延伸的时代，人们又面临着新的成功和危险。市场交换的发展，意味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各个部门行业越来越像精致的人体器官一样，通过交易关系契合在一起，组成了相互依赖和高效运转的经济有机体。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个部门行业出现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就可能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瘫痪。市场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蕴含自我损毁的严重隐患。

金融危机是当代社会影响经济繁荣稳定的头号灾星，也是经济学上最迷惑人心的重大课题。距今最近的重大金融危机2001年底在阿根廷由债务问题引发，结果导致银行关闭、货币贬值、经济停滞，造成了社会骚乱和政局动荡，半个月内五任总统更迭，最后终于殃及邻国；1997年7月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由泰国开始，席卷东亚、东南亚，在18个月的时间里，受害地区的股市下滑40%，货币贬值近一半或一半以上，经济发展水平倒退数十年，经济损失“约莫是一万亿美元”（斯蒂格利茨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战争、洪水、干旱等传统灾难的危害正在受到更多的控制，而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却丝毫不亚于它们。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斥责美国投机家索罗斯，认为是他用阴谋手段攻击东南亚的货币金融体系，牟取暴利，造成了亚洲各国的损失。而后者早已因为在世界各地通过金融买卖获取暴利而声名远扬。这就产生了一连串有趣的问题：马哈蒂尔或世界各国政府为什么不禁止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行为？投机买卖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是好是坏？金融危机的损失到底是如何造成的？这些问题，经济学教科书上没有回答，在汗牛充栋的经济评论中也找不到答案，而它们，才是理解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钥匙。

茅于轼的经济思想再次闪现出贯穿时代风潮的智慧光芒。1994年有一次茅于轼到北大演讲的时候曾经设问：投机能否创造财富？当时听众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简单的问题中蕴含着金融世界里亿万资金飞速流动的基本法则。而他的回答也出奇地简单：投机可以调剂商品在空间或时间的余缺，增加它们对人的效用，所以投机能够创造价值（财富）；投机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在于提前揭示了生产要素的未来价格，可以促进资源合理利用。——根据茅于轼的观点，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市场经济体制下不能禁止投机活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包括索罗斯基金在内的大量游资，那些潜力巨大、前景良好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而资金流动就像一柄双刃剑，当经济体系中出现某种问题而导致大规模撤资的时候，它的危险就通过金融危机的爆发完全显露出来。

关于金融危机的危害，又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一般人看到，在金融危机中伴随着股市下跌、房地产价格滑落、货币贬值等现象，于是称之为“财富蒸发”，或“财富缩水”，以为市值减少就是造成经济损失的原因，其实是肤浅和错误的。仅就交易行为来说，价格和市值的下降不可能造成经济损失，因为在价格下降的过程中随时有买卖行为的发生，一方的损失意味着另一方的收益，市场上的财富总量不会有任何变化，顶多是在交易者之间重新分配。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金融危机的过程绝不仅仅是“财富转移”这么简单，生产停滞、失业增加、生活水平下降……这些随之而来的危害无不意味着社会经济的真实倒退。所以，“要研究财富如何被消灭”，否则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控制就无从谈起。

茅于轼又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了最紧要的问题。他举例说，如果把当前丰盛宴席上吃不完的食物调剂到发生饥荒的时间或地点去消费，物品本身的属性不变，但它对人的效用和价值就变大了，社会财富的总量因此得以增加。也就是说，为卖而买的投机行为可以通过改善经济资源在时空坐标上的配置而增加社会财富。反过来，如果投机不当，就会把生产要素置于错误的资源运用状况中，造成社会财富损失。所以说，金融危机背后的实质是资源配置错误——因为种种原因，资金不合时宜地集中流向某个行业或地区，造成产业结构失衡，最终导致了社会财富损失和经济倒退。“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建了一半的楼房，建成了而不能开工的厂房，没有多少车流的高速公路，这些都是财富在被消灭……”而资金外逃、市值下降等表象，不过是对实际经济状况恶化的正常反应。

茅于轼的观点从根本上剖析了金融危机的实质，也使我们更清醒地去理解和把握一系列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例如：网络泡沫的兴起和破灭，并不意味着产业发展方向的偏差，而是资金在时间坐标上的误用；人为地干预股票指数并不能决定经济发展进程，真正起作用的是社会的产业基础和微观效益；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民间投资不能及时启动和跟进，政府投资就会成为资源浪费，最终难以为继。诸如此类的成果显示，茅于轼的经济研究不仅具有强大的现实解释力，也是对常见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若干模糊地带的澄清。没有接触过茅于轼著作的人，很难在经济均衡、价格机制、分工与交换等经济问题上见识像他那么透彻可靠的论述，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用数学逻辑和原创思想构建的择优分配原理。

由择优分配原理出发，可以得出一般均衡状态导致社会资源最优化和福利最大化的结论。所谓一般均衡，就是所有商品在价格作用下都达到了供求平衡，此时各种商品的价格比等同于所有消费者从中得到的效用比，对于个人来说，意味着所有消费行为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在当前的约束条件下已经没有增加效用的余地，所以是最优化。在一般均衡状态下，商品可以通过货币毫无阻碍地互相转化，价格就是价值，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或曰稀缺性，这就彻底解决了价值理论；进一步探究，达成商品供求平衡的条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竞争，所以茅于轼用一句话来概括市场经济的精髓：充分竞争下的供求平衡达致资源配置最优，他无时无刻不在倡导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在市场经济下，价格代表价值，赚钱意味着创造财富，买卖行为可以改善资源利用，这奠定了茅于轼的商业交换理论；来到现实问题中，一切政策的制订要以经济均衡状态为目标，以是否有利于赚钱为准绳，所以茅于轼反对以创汇为目标的出口，反对冻结农业用地……

纵观茅于轼的经济研究，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择优分配原理，而这个原理的前提是边际收益递减的自然公理，它们的定义和推导都有严格的数学关系相对应，所以极为可靠。由此出发，他的观点沿着逻辑理性和生活经验不断延伸，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严密、清晰可信、自然贴切、极富原创精神和现实色彩的思想体系。当你完全发现和面对它的时候，很难不被它的逻辑力量和简约之美所打动。跟第一本专著《择优分配原理》相比，茅于轼后来的著作中较少出现数学方程和图表模型。他说：“如果你真正懂得一个数学方程，你应该能够将它用通俗的语言作出解释”，他的经济研究淡化了学术色彩，更多地注重思想观点的发挥和运用。茅于轼是一个原创者，他转向经济学研究完全是出于思想发展的自然趋势，他从未想过要刻意去追求学术形式上的“先进”地位。不仅如此，他的思想跋涉没有在经济领域停留，而是进一步向前伸展。

 三

200多年前，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提出“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奠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观念。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兴起，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断向全世界扩展。1776年美国独立，其《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指出“人人生而平等”，据此确立了三权分立和民主投票的政治架构；1919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取向是“民主和科学”，建设民主中国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纲领；到了1990年代，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阿玛托亚·森宣称“发展就是自由”，认定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观；2000年，北约以“捍卫民主价值观”为理由，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对南斯拉夫政权展开轰炸，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为保护人权而进行的战争……

回顾过去若干年的历史，主要由于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民主价值观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政权会公然反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纲领。不过时至今日，围绕民主价值观展开的众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影响到民主制度在现实社会中的贯彻与发展。一般认为，为“人人平等”呐喊和奋斗的行为总是代表不容置疑的神圣与正义，可是没人解释，这神圣与正义的根源来自何方？如果民主制度真是通向繁荣与富强的必由之路，为什么又会在世界各地出现 “民主穷国”的反例？作为后进国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西方发达国家一贯标榜的“自由”、“人权”？

上述一系列问题在茅于轼的著作中能找到精辟的回答。80年代后期，由于目睹了中国社会变革艰难前行的现实，同时受到盛洪等青年一代制度经济学派的影响，茅于轼把注意力转向了制度问题的研究。他的着眼点是经济均衡状态、即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社会现实中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经常思考的问题是交换的本质、交换如何依赖于产权、交换与分工的相互依存、阻碍交换的交易成本……”他最后的结论是：民主政治不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侧面，平等、自由和人权，是市场交换和分工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一般均衡的形成需要有供求各方的充分竞争，所以一个保障平等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制度背景就成为社会致富的前提条件。

进一步考察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分工深化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这其实是均衡形成之外的“系统升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历数了分工的种种益处，并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茅于轼也举例说：“诸子百家传之后世的哲理证明那时的人不比今人更笨，但生产水平却不可比拟，从根本上说，这全是分工造成的。”然而，分工的最终目的要指向交换，否则分工的成果就不能被众人共享。反过来，交换的可能决定着分工的发展，如果不能交换，分工将难以为继，它甚至不会发生。这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有多么重要。如果不是人人平等，“有特权的人可以控制别人，与其和别人交换还不如去侵占别人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这势必阻碍全社会的分工发展和生产进步——事实上，千百年来人类杀戮争斗和贫困落后的真实图景就是如此。于是不难理解，“人人平等”何以成为一种高贵永恒的价值规范。正是保障人人平等的权利规则，使市场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创造出过去任何时代都不可比拟的巨大财富，把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代文明。

在贯彻平等原则的制度安排中，产生了民主政治。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要求每个人应该拥有同等的竞争和选择权利，反映到公共领域，就是投票表决为核心的民主程序。因为公共事务的决策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消长，所以民主投票的作用是保障每个人拥有平等的经济权益和交易地位，它其实是市场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然而民主政治并不代表市场经济，它尤其不代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例如印度，由于种姓制度的残余影响，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但作为完善体系的市场经济却远未建立，“其原因就是社会地位不平等。”茅于轼的研究提醒人们：民主之所以致富，并不在于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能够补充和完善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这就解释了世界上“民主穷国”的存在，并指导人们依据最准确的精神内核去建设真正的民主。

到了民主社会中，自由依然要受到限制，这一事实使非民主社会中限制自由的行为找到了借口。茅于轼为澄清自由的内涵与界限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按定义出发，自由就是为所欲为，但社会中一个人为所欲为就意味着其他人处处受制，所以“真正的自由主义恰恰是约束自己不要妨碍别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妨碍他自由的环境中时，每个人都得到了最大的自由。”由此可见，社会中切实必要的自由是一组权利，这些权利人人都可拥有但又彼此不会冲突，例如自由生存、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交易、自由迁徙等——这就是人权。人权与特权相对立，特权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如果人人拥有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于是可以断定，“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这样，茅于轼把人权、自由、民主、平等从价值判断和政治纲领的人文层面提取到以追求经济效率和生活福利为起点的自然逻辑中，赋予了它们不可辩驳的科学内涵和清晰可见的必然属性。

“从数学规划，经过经济学，来到人权、道德和制度的研究领域。”茅于轼的思想跋涉刻画出一道奇特而自然的轨迹，它连通了坚实严密的数理基石和高贵隽永的道义灯塔，不仅使照耀民主道路的思想火花更加闪亮，也铭刻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耿耿情怀。由于成效显著，茅于轼曾经一度想深入研究铁路牵引的动态最优化问题，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从实际价值来看，经济研究的意义远大于动态最优化。”1984年后，茅于轼正式脱离铁路部门。在经济研究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解决中国改革的现实障碍，他把重点放在制度经济学方面。到最后，他的观点结论直接触及到社会改革的最关键部分，但与之相应的实践机会却超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他甚至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面对中国的改革事业，茅于轼感触万千。茅于轼年少时经历了抗战烽火的苦难，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体会到国家贫弱的不幸。新中国成立后，他正值大学毕业，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东北的铁路事业，在艰苦勤奋的工作中追求民族复兴的梦想。可悲的是，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被剥夺发言权，被下放到农村几乎饿死。文革开始后，他被抄家，他和家人被批斗、殴打，他最后被发配到山西接受劳动改造。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坎坷磨难，茅于轼格外珍惜二十余年来的重大社会转折。对不幸的历史，他的信念是“光恨不行，还要想办法促进社会的进步，使过去的悲剧不再发生。”他对制度改革上的每一点进步总是报以赞扬和鼓励，他不止一次地宣称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表示乐观。然而，他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也深怀忧思，他担心中国改革“也可能出现胶着状态，甚至某种程度的倒退……”所以，他尽一切可能倡导经济自由，呼吁破除垄断、开放投资领域、实现公平竞争；他在若干次演讲报告中讨论如何确立个人产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在关键时候毫不回避，对台湾问题直抒己见：“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坚决反对用战争的方式。”他站在自己特定的位置上，为保持和宣扬一个公开的声音以促进社会改良尽到了最大努力。

 四

从1993年起，茅于轼参加希望工程，和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建立联系，在当地设立了小额贷款扶贫基金，这成为他寄托自己思想理念并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的一项实务活动。近十年来，主要依靠茅于轼和周围一些热心人的出资，通过他几百次的邮局往返，使地处偏僻的龙水头村的贫困农民得到了来自外界的切实帮助。茅于轼把设立的基金优先用于村民的治病和上学，同时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贷款给他们用于买牲口、化肥、拖拉机、开店铺、出门打工等投资性活动，大大解决了农民的各种困难。这个基金要求还本付息，但运作良好，迄今为止没有发生借款不还的事。在我国农村贫困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可能继续恶化的背景下，茅于轼的举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很多媒体报道了他的事迹，还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到他的扶贫基金中来。

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茅于轼认为扶贫应该着眼于增强农民的生产技能和市场意识，所以扶贫贷款要遵循有偿付息的商业原则，但如果扩大存贷规模，扶贫基金就会成为法律所禁止的民间金融，这成为困扰扶贫基金发展壮大的难题。另一方面，茅于轼的小额贷款基金模式有多大的推广空间，很多人表示怀疑。茅于轼曾经试图在龙水头之外的另一个村子推广它，结果失败了。龙水头基金的经办人是当地一位难得的、认真负责的残疾老师，龙水头的村民对茅于轼深怀敬意，他们对借款的态度是：“一定要还。决不能做对不起茅老的事。”可见扶贫贷款在这里的成功也许是偶然的。

农村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农民贫困的根源是社会地位不平等，这道理很多人都懂，都在说。但如果所有的人都只会讲道理，述而不作，农民的处境就永远不会改善。茅于轼写过一篇文章“最要紧的是让农民进城”——他知道让农民脱贫致富的关键是什么；他的另一篇文章叫“勿以善小而不为”，他明白在大事做不到的时候，就应该去做那些实实在在的小事。基于这种信念，2002年3月，茅于轼和汤敏等人在北京创办了“富平家政学校”，专门吸收和培训农村女孩，把她们介绍到城市家庭里从事保姆工作。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中蕴含着典型的社会经济意义。农村贫困、民间金融受制、就业困难、人力资源开发，都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茅于轼的所作所为就像一场制度创新的小型试验，在帮助他人的同时实践自己的理念。

根据最新的消息，茅于轼在山西的扶贫基金规模已经扩大到30万元左右，还以每个月约2万元的速度增长，而且除了原先的龙水头村，基金运作又推广到湍水头和小寨两个村，这说明农村扶贫和民间金融是大有可为的。另一方面，富平学校的发展也相当顺利。它的学生不仅能确保在北京找到工作，而且还能拿到家政市场上最高水平的工资。学校和安徽省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彻底解决了最初出现的招生难问题。到明年，招生规模将达到6000人以上。

春秋时期，一个叫叔孙豹的人留下一段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我国历史上代代相传用来衡量个人价值的“三不朽”论。它们是逐级递进的：立言，就是发现能够造福社会的真理，并把它告诉世人；立功，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变社会现有的状态，为大多数人带来好处；立德，就是亲身实践自己发现的道德规范，成为一个影响他人和后世的楷模。透过“三不朽”的镜子，可以看到茅于轼从容直行的人生背影。

茅于轼说过，任何一种物质享受都很容易达到饱和，但精神享受却没有极限。他认为处于精神享受最高端的是“对真理的发现”。他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从不停步，甚至超越了经济学的领域。茅于轼深信经济学能够解决资源的合理运用，避免生产中出现浪费，但以经济学相对应的市场制度并不能解决消费过程中的浪费。所以他期望能通过道德意识的重建来促使消费者自愿减少使用价值之外的购买，减少资源浪费，因为“如果人类社会还要存在几百年几千年，节约资源就是一条不可违抗的原则。”另一方面，经济学用来研究如何增加社会财富，但财富不是快乐的唯一源泉，而快乐本身才是人生的最大目的。茅于轼设想可以有一门“快乐学”，让更多的人增加快乐，而不让任何一个人的快乐减少，所以他提倡自愿的慈善事业，提倡“君子成人之美”，提倡视竞争为游戏……最终实现快乐的“帕累托改进”。

1993年，茅于轼从社科院退休，和另外四位经济学家一起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它的所长最初由盛洪出任，但因为他出国留学的原因，茅于轼接替了领导职务。现在来翻阅天则所的组织机构和研讨活动名单，可以看到一个包括张曙光、樊纲、吴敬琏、汪丁丁、周其仁、张维迎、杨小凯、张五常等著名经济学家在内的 “豪华阵容”，但天则所的发展却经历了不为人知的困难。作为纯粹的民间机构，天则拥有较高程度的独立地位和学术自由，但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全的社会环境下，要兼顾商业回报和学术研究，其运作难度不言而喻。在最困难的时候，茅于轼不得不用个人资金来维持课题研究的进行。直到今天，天则所依然是名副其实的非盈利机构，不过在茅于轼及其同仁的勤奋努力下，它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结出了累累硕果。通过层次丰富、实效显著、影响广泛的学术活动，天则成为了中国经济研究首屈一指的重要据点。林毅夫在评价它对于制度创新的作用的时候说：“像天则所这样的一个民间团体所能发挥的作用，从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来看，它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官方还大。”

生活中的茅于轼是一个极其诚恳谦逊、宽厚随和的人。他认为社会进步既取决于制度改革，又出自每个人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培养的道德风尚和合作精神。他用行为本色来书写自己的人生信条。他的同事张曙光描述：“由他经手做的事情，不仅不会出现差错，而且往往都是做得最好的。……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挤公共汽车，他早上总是第一个上班。”对于不同意见，茅于轼一贯秉承“以直报怨”的原则，用协商妥协的办法去解决。茅于轼说过盛洪和宋国青是他学习经济学的老师，他的众多年轻学者朋友中，有不少是他“屈尊就驾”主动结交的，而在和他们交往的背后，有很多茅于轼助人为乐的故事。对于众多读者和陌生人写来求教或求助的信件，他都一一作出认真的回应。他有一位叫张赞华的朋友，当时是农场职工，他们通过书信讨论问题而认识，如今已经交往了14年。

那么多发生在茅于轼身上的事，单独看起来都有人能够做到，但它们全部集中在一起，就汇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魅力。在接触茅于轼的思想、事迹以后，有人把他称为“中国经济学家中离真理最近的人”、“当代中国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一个29岁的青年曾经要把他的照片挂到案头用作精神激励，似乎印证了“茅迷”群体的存在。而更多了解茅于轼的人是在私下表露对他的敬仰，那种发自内心的感受仿佛不可言说，因为这浮躁扭曲的社会舞台上充斥了太多的虚假美好。茅于轼的同行对他也深表赞赏。青年经济学者何帆相信他的名字会被日后撰写的中国经济学说史记取；另一位青年学者钟伟曾经评价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人”；经济学家王建国把他称作“经济学界的鲁迅”；盛洪在纪念他70寿辰的文章中总结了他的“三不朽”，最后写道：“茅老师的所有这些贡献，都将融入我们的社会与文明，并将超越生命，与社会和文明一起永存。”

然而有一次，茅于轼说出了他眼中的自己。那是一次记者采访，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记者问：“有人说茅先生的道德文章都堪称表率，这个评价几乎是所有跟你交往的学者认同的。我想问先生的是作为一个现代学人在道德文章上应该怎样要求自己？或者说你作为一个长辈学者对后学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茅于轼回答：“我再强调一下，我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我犯过不少错误，至今还在后悔。我应该也写一本忏悔录，这需要勇气。我的勇气还不足，从这一点就说明我是一个普通人。”

——这段话开启了茅于轼的心灵之门。茅于轼不止一次地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让过去的悲剧不再重演。于是，历史的回声仿佛正在响起，茅于轼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辛酸和梦想在他七十三年的生命画卷中静静流淌。

茅于轼是一个普通人。他像普通人一样在国家贫弱和民族危亡的时候遭受不幸，在社会动荡和人性扭曲的黑暗年代里惊恐绝望；茅于轼像普通人一样，因为被关爱而幸福，因为被压制而痛苦，因为被误解而难过；他像普通人一样喜欢看湛蓝的天空，喜欢闻清新的花香，喜欢听孩子的欢笑。

茅于轼像每个普通人一样，不懈地追求自己的快乐和梦想。他的快乐来自于他的心灵自由，在他与别人和谐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在穿越时空参透真理奥秘的神奇天地里……他的梦想寄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那里没有贫困，没有仇恨，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伴随永不停息的歌声——那就是茅于轼的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