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反恐签名运动  2008年8月6日

签名者如下（截至8月7日22时21分）：

陈志武，美国，经济学教授
岑　科，北京，独立学者
邹啸鸣，江西，大学教师
陈青蓝，北京，媒体人士
邓新华，北京，网站编辑
郭玉闪，福建，独立学者
周克成，北京，媒体工作者
杨耕身，长沙，媒体人士
柴子文，香港，媒體工作者
李普曼，河北，blogger
萧志远，广州，媒体工作者
长　平，广州，时评人
温克坚，杭州，自由撰稿人
黄雪涛，深圳，律师
我系椰子，海口，失业12年
胡淑芬，北京，自由撰稿人
冯笠峰，广州，媒体工作者
朱达志，成都，媒体从业者
张东生，北京，媒体工作者
杨小刚，上海，金融实战家
李　方，北京，媒体工作者
孔　单，重庆，博士
李承原，绵阳，普通工人
徐春柳，北京，媒体人士
Hayek，德国的Science-economiques論壇壇主
赵会建，河北，自由职业
孟立昕，北京，新闻工作者
Novo.fan，福建，电子工程师
孔　圆，上海，工行票据研究员
赵进晓，上海，博士生
萧　锐，山西，法学研究生
盛大林，郑州，时评人
王　琪，北京，民主与法制时报
王家敏，北京，媒体记者
王志安，北京，媒体工作者
梁晓声，当代的蚂刻丝，正在起草新的《中国个阶级分析》
鲁　克，上海，自由撰稿人
齐栋梁，广州，网站编辑
何  满，北京，网络编辑
徐东来，北京，网络编辑
胡释之，北京，媒体人
李啸天，北京，媒体工作者
凌德聪，广东湛江，学生
孙  浩，河南，自由职业者
彭远文，北京，媒体工作者
计华夏，安徽，自由职业
宁佐飞，湖南，公司设计员
余海晗，四川，大学生
钟  祥，苏州，记者
赵长辉，四川，企业管理人员
姚珍艳，江西，自由职业者

【相关报道】http://bbs2.news.163.com/bbs/baoliao/89955977.html

　　文/岑 科

　　来源：《税收的真相——公民税权手册2007》，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出品 （www.zhuanxing.cn ）

　　这是2007年夏天的中国。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上海和深圳的股市波动，时刻牵动着几千万股民的神经；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正准备告别校园，开始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数以亿计的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公务员、公司职员、家庭妇女、退休老人等，各种不同身份的人，正以各种方式，追逐自己的生活梦想。

　　走近这些人，问一下他们的生活梦想，会听到什么？那位农民工，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他希望按时领到工资，不再为女儿的学费发愁；那位推销员，在大街上行色匆匆，他的梦想，是拿到一大笔业务提成，还清银行的住房贷款；那位公司老板，在写字楼里熬夜加班，他担心，到月底的时候，公司的收入够不够给员工发工资；那位退休老人，在公园里锻炼身体，他希望自己不要生病，以免给子女增加负担……

　　所有这些生活中常见的愿望与理想，都跟一个字有关：钱。正如我们每天看到的，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与钱紧密相关。每个人生活所需的物品和服务，都要用钱去购买；而这些钱，又要用自己劳动或服务挣来。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人们总是在想办法多挣钱，同时使这些钱发挥最大的作用。

　　任何一位家庭主妇，甚至是智力刚刚成熟的孩子，都知道该怎么花钱。简单地说，就是尽量做到，花同样的钱，得到更多的服务；或者，对同样的商品，以更低的价格去购买。这一原则，使消费者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福利，也促使生产者不断降低成本、改进服务，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

　　但令人惊讶的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一种最重要的服务，每个人每天都在接触，但认清它真面目的人很少很少；这种服务的费用，每个人每天都在支付，但很多人对此毫无知觉。这可以说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在中国，很多政府办公场所，都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政府官员也经常强调，自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但是，如果把政府机关提供的服务，跟我们日常所见的其他服务——例如餐馆、剧院、商场等提供的服务相提并论，很多人一定难以理解。因为活生生的现实告诉他们，政府和民众之间，就是管理和服从的关系，所谓“服务”，只是客气的提法，或者说，是管理的具体形式；还有很多人认为，政府和自己之间，是单方面的赠与关系，所以动不动要说“感谢政府”——似乎自己从政府那儿得到了恩惠，但自己很少、甚至从来没有向政府提供过什么。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要强调：第一，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民众之间，是一种交易关系。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是为了促进公众利益而存在的，它的合法性也来源于此。第二，在这种交易关系中，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向政府支付它提供管理服务的费用。

　　第一节 揭开“税”的真面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问题：社会为什么需要政府？简单地说，在生活中，有一类物品，每个人都需要，但每个人都不会主动去购买或生产。例如，公共场合的路灯、城市的地下排污管道、社区的消防服务等，这类物品的特点是，它的消费不可分割，很多人能同时享用。另外，它的价格往往比较昂贵。这样一来，个人的购买力很难承担这种物品；另外，个人配置这种物品，往往会有其他人白占便宜——这就是所谓的公共物品。引申来说，社会治安、城市建设、国防战备等，都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存在，对一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谁能想象，城市里的环卫工人停止工作，警察部门宣布解散，或是印钞厂关门歇业，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更不要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了。

　　公共物品是社会运行必需的，但在简单形态的市场上，因为没有人购买公共物品，就不会有资源去投入生产。这就出现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只好组织一个特殊机构，专门提供公共物品。当然，这个机构不可能凭空变出公共物品，这个机构里的人，也不能不养家过日子。它必须向大家要钱。这种钱，就是税收；这个机构，就是政府。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的角色定位是：向民众征收税款，同时负责提供一系列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换句话说，政府和大众之间，是一种交易关系——大众用税款，去购买政府的服务。

　　很多人没有认清这种关系，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政府和民众之间，确实不是交易关系，而是某种程度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这种不合理的关系，由于长期存在，被很多人当作社会制度的“真面目”，根深蒂固地印射在头脑中。另一方面，在现实中，税的表现形式很复杂，它给一些人造成错觉，认为我们的社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在纳税；一部分老百姓，是在免费享受政府的服务，所以两者之间，谈不上交易关系。

　　事实是怎样的呢？

　　到目前为止，中国共有22个种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契税、印花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等）。这些名目繁多的税当中，有些是由个人上交的，有些是由企业上交的。

　　在个人上交的税种中，最常见的是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以及买卖房屋涉及的契税和印花税等。通常来说，买房、买车是中高收入人群的行为，而个人所得税，又有一个起征点，所以，社会上有一种误解，认为低收入的人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纳税人。例如，2006年，全国免除了农业税后，有人很高兴地表示：农民终于不用交税了！再如，大约六、七年前，政府部门有人提出“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遭到上级的批评。批评者说，政府不能光为纳税人服务，而要为全体人民服务。言下之意，“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纳税。

　　那么，是不是收入较低的人、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工资水平低于个税起征点的人，就没有向政府交税呢？不是。任何人生活在社会中，只要有购买商品的行为，他就是一个纳税人。例如中国，实行的是含税价，在商品价格中，包括生产成本（或商家的进价）、厂商的利润、国家收取的税金——它们可能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也可能是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这些税，或多或少要由消费者承担一部分。所以，你每购买一件商品，就是向政府交一次税。

　　有研究者指出，在我国，假如1袋1公斤装的盐价格为2元，其中就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大约0.03元的城建税。而每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花10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建税。如果花1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每烟包8元，其中大约4.70元是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如果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你如果使用一次性木筷，还会包括些许消费税。你去理发店理发，同样，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总之，一个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哪怕是乞丐，只要有购买行为，就免不了交税。当然，除了购买商品，人们在其他环节也会交很多税。例如，当你的工资收入超出一定标准，要交个人所得税；如果你买车，要交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如果你买房、卖房，要交相关的契税、印花税，也可能交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如果你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税就更多，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在全部税收中，通常，企业上交的税比较多。但归根结底，企业也是由个人组成的，所以，税收终究由个人承担。我们人人都是纳税人。

　　不仅如此，“纳税人”是每个人最重要的社会角色。前面说过，在经济社会中，人们提高自己福利的原则，是想办法多挣钱，同时使这些钱发挥最大的作用。而纳税，既影响人的收入机会，又影响人的实际支出，可以说，是影响社会福利最大的一种集体行为。

　　前面还说，纳税是一种付费，是民众对政府服务的购买。本质上，它与生活中的其他费用，例如我们付给饭馆、理发店或保姆的费用，没有区别。所以很自然，我们交的税越多，我们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钱就越少，我们的生活状况越糟。另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看，它交的税越多，利润就越少。固然，企业可以把一部分税转嫁给消费者，但这种转嫁会减少消费者的购买力，进而减少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最终结果，会减少居民的就业机会以及获得更高工资的可能。

　　总之，政府收的税越多，居民可以支配的收入越少，企业扩大投资的动机越弱，对整个社会而言，福利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越低。所以，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看，税越多越有害，税越少越有利。这就是在一个国家里，人们关心其税收占经济总量比重的原因。

　　第二节 不容忽视的“暗税”

　　2006年，中国全国的税收为37636亿元，占GDP（全国生产总值）18%，这样的税收是多还是少呢？2007年5月，著名商业杂志《福布斯》在其最新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评估，中国是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的官员表示，以税收占GDP的比重而言，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在21％以上，发达国家则普遍高于30％，所以，在国际上，我国的宏观税负较低。

　　中国的税负到底是高还是低？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原本的概念：税是什么？我们反复说，税是一种费用，是民众用来购买政府服务的费用。因此，在衡量一个国家税负高低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除了法律规定的税收，政府有没有通过其他渠道，向老百姓收取其他费用。换句话说，“政府从百姓手上拿走的钱”——才是税收的真正含义。只有从这个含义出发，才能对中国的税收状况，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价。

　　在中国，政府除了税收之外，有没有通过其他途径，从老百姓手中收取费用？回答是肯定的。比如，一个企业，除了交税之外，还面临着工商、质检、消防、卫生等部门的收费。此外，碰到学校扩建、街道翻新、举办庆祝活动等，也会有政府部门找他们“集资”。甚至，出现财物被盗之类的案件，公安部门也会提出“办案经费不足”，要求他们资助。有人曾问一个饭馆老板，经营过程中需要向政府交多少税费。老板拿出的单子显示，除了税务部门和工商部门，有其它19个政府部门的收费，共69项。

　　再看个人，以办护照为例，一本薄薄的小本子，办证费是200元。根据公安部的统计，2006年，全国持有护照的人数，有2000多万，其中90%以上是因私护照。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仅此一种证件， 居民就向政府上交了36亿元。再看交通罚款，以北京为例，官方承认，2005年超过10亿元；2006年的前三个季度，其交通罚款达到20亿元，以 400万驾照计算，人均受罚500元。而在农村，很多乡、镇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计划生育罚款，这种状况由来已久。

　　以上这些费用，虽然不是税，但都是企业和个人交给政府的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负担。根据《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的统计，2004年，在财政税收之外，我国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等政府部门，年收费达9367.67亿，加上检察院和法院所收的356亿，共计9723.67亿。在此基础上，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估算，2005年，全国各级行政、司法部门的收费，有12500亿左右。

　　除了这些“预算外收入”，近年来，在中国各级政府的收入中，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来源——土地出让金。所谓土地出让金，就是政府在招商引资，或开发房地产的过程中，通过支付少量象征性的补偿，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高价转给企业使用，从中获得的收益。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2006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为7700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乔教授领衔的一个课题组对全国超过半数的城市土地出让收入进行了调研，得出的结果是：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保守估计超过10000亿元。根据一些学者在全国范围的调查，农民被征地得到的补偿，与土地出让价格相比，平均水平是4%，如果把“村集体”得到的补偿加上，大约是10％。以这个标准计算，2006年，政府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净收入，大约是9000亿元。在很多地方，土地转让已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

　　以上这些政府收入，是能摆上台面，大家看得见的。另有一些政府收入，是不能摆上台面，或大家看不见的。例如，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得到某种商业机会或经营许可，或到政府办事的时候更“方便”，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税。再如，在政府垄断的行业，如石油、电力、电信等领域，有很多国有企业，每年都能从市场上获得巨额收入。这些收入中，有一部分，是因为政府的垄断，使普通百姓额外支付的；同时，这些收入中，除了正常上交的税款之外，有一部分成本摊消和利润分配，是与政府官员支出有关的——这些由老百姓额外支付、又由政府官员受益的国有企业收入，其实也是税。

　　“腐败税”和“垄断税”是隐形的，所以更难计算。一些机构和学者，曾对中国的腐败金额作过推测，结果从3000亿元到1万亿元不等。我们采用官方的说法：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透露，2006年，全国共查处政府部门贿赂案件8310件，但他没有透露涉案金额。我们假设，被查处的贿赂案件，平均数额是50万元（已披露出的最高受贿记录是4700万元），查处率是10%，那么，政府官员实际接受的贿赂，至少有4000亿元。学者胡鞍钢估计，中国每年的贪污腐败总额已经超过1万多亿人民币。《中国改革》杂志刊登的文章则推算中国的腐败总额超过了 15000亿。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中国官员的年工资总额超过7000 亿，而人们普遍的印象是中国官员的非正式收入（腐败收入）要比正式收入平均高出3至5倍，‘吃喝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因此，15000亿的“腐败税”总额大概仍属保守推算。”

　　至于“垄断税”，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6年国企实现的利润达到11000亿，虽然1.1万亿未必都交到国库，但是这部分收入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政府如何对待这笔收入，是把它纳入国库以作公共开支，还是把它留给国企自行分配，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上面这些数字计算，中国政府税收占经济总量GDP的比重，就不是18%了。在原有税收37636亿元的基础上，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各种行政收费）12500亿元，土地出让收益9000亿元，这个比重就变成了28%；如果再加上“腐败税”15000亿元，“垄断税” 11000亿元，这个比重又变成了41%。

　　当然，在发达国家，政府税收占经济总量GDP的比重，很多高于40%，例如英国是44%，法国是54.4%，一些北欧国家甚至更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百姓的税负水平，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不多呢？

　　第三节 做个明白纳税人

　　要说明这一点，还得回到税收的本质定义——它是百姓用来购买政府服务的费用。人们需要政府的服务，是因为在简单形态的市场上，企业不能单独提供公共物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生产公共物品的过程中，企业就不能发挥作用；也不意味着，民众交给政府的税款，全部都是政府服务的报酬。

　　比方说，在某个国家，政府收到1万元税款后，拿出2000元修马路，2000元盖学校，2000元建医院，2000元作社会保险，剩下2000元给政府官员作办公费用和发工资。这时候，可以说，前面的8000元钱，民众并没有真正“给”政府，只是委托政府，让他作为一个承包人，用这些钱去组织资源，向他们提供简单市场上无法购买的公共物品。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国家，政府收了5000元的税，但除了用来招募公务员和给他们发工资，其他什么也没干，显然，它的服务费用就比前一个政府要高。也就是说，衡量一个国家真实税负的高低，不能光看民众交了多少钱，还要看他们交钱后得到了什么；不能光看政府收了多少钱，还要看政府如何花掉这些钱。

　　在现实中，北欧国家以税负高而著称，但在这些国家，民众享受的公共福利也很高。以瑞典为例，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未成年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等；还有住房补助、医疗补助。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丹麦也是如此，公立学校不用交学费，电脑上网是免费的，而且政府每月都对学生有补助，补助足以支付每月的开支。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

　　欧洲之外，看看新西兰。在那里，政府对符合标准的人提供现金救济。这些救济包括抚养补贴，例如用于维持贫困家庭生活的补贴，以及给予孤儿、丧偶者的补助；病残抚恤，包括对病人和残疾人的补贴；还向低收入群体提供贷款，用于搬家、修理房屋和购买汽车等；与失业有关的救济，包括培训和失业救济，以及在寻找工作期间给予的补贴。其他的补贴方式有：儿童抚养补贴、葬礼津贴和康复补助。在新西兰，六岁至十六岁的小孩必须接受强制教育，但是大部分的小孩从五岁开始上小学，免费的强制教育最多可延长至十九岁。到了60岁以上，每个公民都可以领取养老金（到2001年将改为65岁）。

　　——反过来，再看看中国：九亿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医院的条件越来越好，但收费也越来越高，一天的药费就是半年的庄稼钱。不少农民最后都死在家里。为什么？看不起病。“小病拖、大病捱，快死才往医院抬”，确实是广大农民的真实写照。教育方面，年年有报道，到处有考上大学却因缴不起学费而无缘读书的凄凉故事。不要提内地欠发达地区、广大乡村、“老少边贫”地区，就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富庶地区，家庭经济建设稍未跟上时代步伐的市民，孩子考上大学也是一件让整个家庭布满愁云惨雾的“大喜事”。至于失业，1999年有条例规定，建立失业保险基金，用人单位按照工资额2％缴费，个人按照工资的1％缴费。失业金按照缴费时间计发，贡献多者标准高些，享受待遇时间长些。但实际上，在中国上千万的失业者中，得到失业救济的微乎其微……

　　根据我们前面的推算，中国百姓向政府上交税费的比重，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民众享受的公共福利少得可怜。这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就是在其他国家，政府把税收的大部分，都以福利的形式返还了百姓；而在中国，税收的大部分，都被政府部门自己花掉了。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一项研究，可以从侧面证实这一点。他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说明了中国和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别，其中，用于行政公务的开支：中国是37.6%，美国为12.5%；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开支：中国25.0%，美国75.0%；用于“经济建设”的开支：中国11.6%，美国5.0%；用于“其他”的开支：中国25.8%，美国7.5%。考虑到“其他”这一支出项目在中国的巨大弹性，我们就不会对社会上的很多传言，诸如“公款吃喝一年2000亿，公车开支一年3000亿，公费出国一年2000亿”感到惊讶。

　　可以肯定，如果我们从税收的本质含义出发，以“政府从百姓手上拿走的钱”的标准来衡量国家税负的高低，中国的税负一定在世界上位居前列。沉重的税负，意味着政府开支的膨胀，特权利益的固化；创业成本的增加，创新动力的消退；就业机会的减少，大众福利的流失。我们都是纳税人，税收变动的一点一滴，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要像关注自己的钱包一样，关注税收状况的变化；要像抵制抢劫一样，抵制不合理的税收政策；要像维护自己的财产一样，努力改变不合理的税收格局。

　　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过头看，30年前，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最初，改革领导人设想大约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划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十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国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路程如此漫长，改革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有五个转变最关键：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官员想象中的“社会需要”。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因为计划官员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是不靠票证能买到的。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信号，也是激励人们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价格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成本决定，反映的是供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去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重要资源（比如钢铁原材料）基本都是由国家计划配给国有企业，后来，由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它们效率更高，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使这些本来归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转向它们，用来生产居民最需要的产品，逐渐地，短缺消失了，市场上的产品丰富起来。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远比国家计划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价格机制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震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今天，价格信号不仅在调节绝大部分产品市场，而且也在调节要素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所有要素市场中发展最充分的，市场工资已成为调节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如果没有劳动市场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就业，也就不会有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而后者正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受政府管制最多，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如何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干预，让价格机制（利率、地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死的资产变为活的资本，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还应该避免在劳动力市场上引入过多的政府干预，毁掉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置都是由人做出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本身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不会做任何决策，真正做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企业家做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要看一项投入创造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亏损，他就面临破产，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对市场的预测越准确，企业利润越多，资源配置越合理，创造的社会价值越大。而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所以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性投资。事实上，计划经济下政府官员挂在口上的“政治账”、“社会账”，通常不过是他们掩盖决策失误的借口而已。

　　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官员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并存的阶段，我们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经济决策权没有真正从政府官员转到企业家造成的。在很多产业，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需要政府审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直接对企业的经营自由造成损害；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企业家总是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的表现。如果我们能给企业家更多的自由，让价格信号更好地发挥作用，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会更为迅速，腐败现象也可以大大减少。

　　第三，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

　　计划经济下，个人享有的权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享受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职位越高，控制权越大，享受也越多。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怎么获得职位，获得什么样的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依赖于更多其他的原因（如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泛政治化的、泛官僚化的过程。因此，谋求职位和追求幸福的过程并不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而更多地表现为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寻租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个人才能被用于权力斗争，用于内耗，所带来的常常是对财富的破坏和毁灭，而不是财富的增加。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权益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个人要获得财富，首先要为他人创造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市场竞争意味着一个人只有比他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如同样的资源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资源能创造同样的市场价值，才能持续生存。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正是由于更多的人把追求利益的目标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而带来的。然而，也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中基于官职的权益与基于财产的权益同时并存，有官职的人依然拥有巨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未来，只有将经济制度的利益基础由政府职位彻底转向私人财产，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根除腐败，降低无效率的收入差距，最充分地激发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热情与智慧。

　　第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家制定的，资源是由中央动员的。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通过地方分权化改革引入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是上世纪80年代财政大包干（“分灶吃饭”）制度以及随后一系列分权化变革带来的结果。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包干制度于1980年首先引入，1984年做了一些调整，1988年完全实现制度化。按照这一制度，下一级政府把本地财政收入的固定比例（或额度）上缴，剩余部分自留，不同级别政府以及相同级别的政府部门的财政剩余部分不能由中央政府随意转移。这一政策实际上相当于对不同级别的政府进行了财产划分，将整个中国经济划分成很多小的公有经济体，每个地方都成了一个“公司”，每一等级的地方政府变成了其管理的公共经济的实际所有者，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财力就大，官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权益。在这样的体制下，发展经济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由此导致了地区之间发展经济的竞争，刺激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地区间竞争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尽管地方政府也许会使用行政计划手段来控制本地企业，但是它对其他政府只能采取讨价还价的办法。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加剧了中央计划体制控制的难度，最初迫使企业和地区通过“物资串换”的方式走向市场，整个经济走上“双轨制”，最终迫使中央计划体系逐步瓦解。尽管分权制伴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但它同时也是摧毁市场分割的重要力量。经济越是有效率的地区，其生产的产品越有能力进入其他地区的市场，利用全国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地区间的竞争也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改善市场环境，吸引外来的投资者。

　　地区之间的竞争也引发了90年代之后的民营化浪潮。这里的原因是，由于产品市场上的地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最低市场份额，因为没有了市场，也就没有了财政收入。为了促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人员，“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这是苏南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民营化的主要原因。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在忙着 “搞经济”，而大部分的中央部委都在忙着 “审批”。尽管地方政府的行为经常受到批评，但在讨论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地方政府和地区间竞争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地方分权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竞争，民营化的速度不可能如此之快，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如此成功。当然，如何从地区之间的竞争转向企业之间的竞争，让资源配置的决策真正由企业家做出，而不是地方政府官员做出，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

　　第五，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一般人想到的是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等。的确，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讲过，经济发展取决于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也就是说，市场范围越大，分工程度越高，交换越发达，经济越发展。上世纪80年代再次启动的中国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范围，使中国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积累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创造国民财富，从而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这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基础。

　　在我看来，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引入制度竞争，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经济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长期存在，但在开放的经济中，效率成为检验体制优越与否的标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弊病暴露无遗，使得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被更多的人接受。事实上，正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的低效率，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在开放的市场上，消费者用他们手中的货币投票。当国有企业失去了市场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对外开放还引进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的游戏规则。比如前几年，我们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的权力、废除审批制方面做的许多工作，是跟加入世贸组织（WTO）密切相关的。因为加入了WTO，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原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符合WTO承诺的东西，都要逐一去掉。所以说，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没有对外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成就。

　　——以上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其成就和问题的关键。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些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支持下频频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企业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他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本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倾向，这种倾向如果更多地演变为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就会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造成致命性的伤害。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

　　2008年1月12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十届新年论坛以“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为主题，邀请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等卓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30年的成败得失和未来改革的方向、动力等问题进行探讨。由于论题重大，名家齐聚，这次论坛受到了新闻媒体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关注。在会后，很多听众表示，这是近年来少见的论题深刻、场面精彩的思想盛会。媒体也对论坛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我们预期，这次论坛将对2008年各界纪念讨论 “中国改革三十年”以及未来的改革推进产生积极的影响。

　　为了让这次论坛的思想成果被更多的人了解、收藏，我们决定出版这本书。在编辑本书时，除了请参加论坛的经济学家对他们的演讲内容作了更细致的修订之外，我们还请每位经济学家自选一篇文章，反映其本人对中国改革的评价与判断，以使读者更完整地了解他们的观点；另外，我们还在每位学者文章之后，对他们的代表著作进行推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就此作进一步学习或研究。我相信，对于关注中国改革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家的思想状况的人来说，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但改革的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在社会制度变革中，短期内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选择，长期内起决定性作用却是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深切期望，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包括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举行以及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构筑良好的大众理念，推动中国改革继续向市场化方向迈进。

　　（本文系 《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一书的序言。该书作者茅于轼、樊纲、陈志武、周其仁、张维迎将于7月9日下午2点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出席“《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欢迎各界人士参加。报名电话：62751007（媒体人员）、64132100（普通听众）。）

    我从1995年开始创业， 1999年创建阿里巴巴，走到现在，很多经历听起来很传奇，但我从来不敢有成功的想法。每次我说“成功”两个字，起码要倒霉一年。很奇怪，成功跟倒霉往往跟在一起。今天媒体上说我们，大部分是比较好的东西，把我们中间犯的无数愚蠢的错误忽略了。我想等我退休以后，会写一本书，叫“阿里巴巴的一千零一个错误”。

事实上，2000年、20001年阿里巴巴是极其糟糕的。为什么？互联网没人看得起，电子商务更不靠谱，阿里巴巴听起来古里古怪。那个时候招人真难，北大我都不好意思进去。我们说，只要街上不是太残疾的人我们都要（笑声）。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山东办事处的人来应聘的时候，他听说阿里巴巴不错，就到这个地方来应聘，当时我们办公是在当地的住宅楼里，他晚上七点钟走到了六楼，越走越怕，就打电话给老婆说，一会儿我进去，要是出不来你就报警（笑声）。当时招一个人太难了。

为什么阿里巴巴活下来了，我后面会讲。但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通过媒体了解的阿里巴巴都不是很真实。第一，我们没有别人说的这么好，我们毕竟才九年的时间，九年的时间犯过的错误很多。高速成长的互联网对于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是新的行业。另外，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是26岁，也都是犯错误的年龄，所以一路过来肯定有很多麻烦的事。当然我们也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坏，中国人经常讲阴谋论，见什么事就说这家伙一定是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我们其实没这么复杂，否则也不会走到现在。

2001年哈佛大学到我们公司来写案例，我觉得他们挺逗。有六七个人，在我们公司待了一个多礼拜，几乎跟每一个人都谈过，我也花了很长时间跟他们谈。之后写了一篇案例，说这就是你们阿里巴巴，让我签个字。我看了以后发现，那不是我们公司。他们说，这就是你们公司。讨论了两天，没有结果，最后说总得签个字吧，我就签了个字，后来就成了哈佛案例，所以我现在一般不太相信那些案例。

了解阿里巴巴最好的办法，是在这儿待过三年，我保证你能了解真正的阿里巴巴。所有加入阿里巴巴的员工，从18个人到现在已经有一万多员工，经历了九年的时间，几乎每一个人，我都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像今天的讲话一样，我把我的话讲完，你该问的问完。我不承诺你会有钱，不承诺你会成功；但我承诺你会很倒霉、会很委屈、干的很好还被挨骂。这就是我的承诺。 

阿里巴巴的创立和存活 

阿里巴巴最早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在1999年前后做了一个判断，中国一定会加入WTO，加入WTO之后，中国前五年一定以出口为主，后五年一定以进口为主，我们怎么帮助中国企业出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这个平台怎么来的？那时候我在北京工作了14个月，离开北京的前一个礼拜我去了一趟长城，看见长城的砖头上到处写着“到此一游”，我就想，这是什么？这就是最早的BBS，看来中国人就爱好这个。假设能够把我们的网站做到极其简单，相当于BBS，一打开所有人都会上，能不能也帮助中国企业做出口生意呢？这就是阿里巴巴最初的想法。

我想了这个主意之后，和我们的技术人员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BBS必须进行人工管理，你今天想卖什么，想买什么，什么信息可以放，什么信息不可以放，要把它进行分类。我们的技术人员说，你违背了互联网精神。我说什么叫互联网精神？他说互联网精神就是自由、民主、开放。我说不行，必须给它分类。讨论了半天，僵持不下，最后我跟他说，立刻、现在、马上，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然后就有了阿里巴巴。

    2003年，我第一次去哈佛MBA演讲，谈到阿里巴巴存活下来的原因，我说主要有三个：第一，我不懂技术；第二，我没有钱；第三，我从来没有计划。

    第一，我不懂技术。到今天为止我也不懂互联网技术，也不懂计算机；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软件是怎么写出来的，为什么会跑，跑哪儿去了。但我没觉得不懂技术是一种耻辱。我坚信一点，技术是为人服务的，人不能为技术去服务。我要求工程师任何软件出来我先试试看，我如果不会用，意味着80%的人都不会用，你就仍到垃圾里，重新来过。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软件使用起来非常简单，中国2000多万中小企业的老板都会用。

第二，我没有钱。我们的创业极其艰难，从零开始，18个人凑够了10万块钱，每花一分钱我们都极其艰难。我们知道没有钱的难受。今天阿里巴巴集团可能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中最有钱的公司，但我们还是保留了当年的习惯。很多创业者犯错误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有太多的钱。想想看，就是这个道理：没有钱不会犯太多错误，有了钱乱犯错误。

1999年我融资100万美金。有了钱怎么办？首先就想到请人，请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人在哪儿？跨国公司的副总裁，MBA，最好是世界五百强的人。那些人进来之后，讲公司的战略、前景，讲得你热血沸腾。我们有一个副总裁负责营销，第一个月跟我谈市场预算的时候，说今年需要1200万美金。我很惊讶。他说很抱歉，以前最少要花2000万美金（笑声）。怎么办？你不听的话好像不尊重他，你要听他的话，我总共才融了100万美金。最后没有办法，还得请他离开。

这些错误使我们明白，办公司不是要找最优秀的人，而是要找最合适的人。波音747的引擎是很好，但如果你配的机器是拖拉机，发动引擎就爆炸（笑声）。企业发展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每一步走的时候，用的是脑子而不是钱。做企业拼的是智慧，拼的是勇气，拼的是团队的合作。假如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是靠钱的话，那银行更厉害，风险投资更厉害。有优势的时候钱就会来。很多创业者的计划书说，我什么都有，就是缺钱，那这个计划基本没用。

第三，我不做计划。从1999年做互联网到今天，我没有写过商业计划书——对了，写过一份，第一份商业计划书被风险投资公司给拒绝掉了，从此我就不再写计划书。计划书写得越厚，越容易脱离实际，说将来会这样、会那样，你也不知道在骗谁。你不按照计划书说的办，骗了投资者；按计划书呢，形势又在变化。你设想的某个东西，可能完全不是客户的需求，而且他的需求经常在变，所以我们不定计划。

这三个理由到今天我还相信。另外，我相信，一个公司不能经常讲两件事情：第一不能讲技术很好。你说自己技术很好，就有人来找你麻烦，天天来考验你。我技术不好，他才没兴趣。其实，如果技术不好，我们的网站怎么可能有2000多万家中小企业使用，一天的交易笔数是200万笔。第二不能讲服务很好。你服务很好，就来找你试试看，在任何时候都会被人家骂。你进去酒店的时候，标着三星级、四星级，发现服务是五星级的，会很高兴。假如五星级的宾馆，再好的服务都觉得是应该的。 

关于领导能力和团队组合 

互联网是一个综合的行业，是由服务、技术各方面整合起来的体系。走到现在为止，我们非常重视对客户的服务，但也要用强大的技术来支撑。

一个不懂技术的人怎么领导互联网公司？外行是可以领导内行的，关键是去尊重内行。我跟工程师从来不去吵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法吵架，他跟我说什么系统、软件，我搞不懂，但是有一项东西必须搞懂：按照客户的需求去做。我代表着中国80%的不懂电脑的人，客户的需求就是我的需求。很多工程师说，你不能这么想，你怎么这么看问题。我说没办法，80%的人都跟我一样，你把它做出来，我告诉你要去哪里。

有矛盾的时候怎么解决？首先是互相理解和尊重。当然，也有必要的手段。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假设向你报告的人不按你所说的去做怎么办？第一，retrain  him（重新培训）；第二，remove him（调离），第三，fire him（开除）。你不这么做的话，其他人会觉得泄气，心想我们干得累死，不干活的什么事没有。这样你的东西就会执行不下去。

要记住，领导永远不要跟下属比技能，下面的人肯定比你强；如果下面的人不比你强，说明你请错人了。但你要跟他比眼光，要比他看得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眼光的高度要在领导的水平线上。第二，要比胸怀。男人的胸怀是冤枉撑大的。你对你的部下、员工、团队要包容；合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如果你是对的，永远有机会去证明。第三，要比实力。你抗击失败的能力比他强。一块砖头掉下来，别人挨一下就倒了；你挨了一下，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就是优秀领导的条件。一个优秀的领导人的素质就是眼光、胸怀和实力。

说到团队，中国人都喜欢刘（备）、关（羽）、张（飞），但这样的团队很难找，千年等一回。我最喜欢的是西游记团队，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这些人很容易找。唐僧这样的人，能力没有多少，但目标很明确，就是取经，这样的领导你们单位有没有？有。孙悟空是能力最强的，但是他的麻烦也很多，成功是他、失败也是他，这样的人你们单位有没有？也有。猪八戒就更多了（笑声），干活的时候能躲就躲，有吃有喝的时候来得最快。沙和尚呢？管它什么使命感、价值观，一天八小时打卡上班（笑声），挑着担就走。这样的团队到处都是，这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团队，但就是这样一个团队，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了真经。

我这么总结：做人要像沙和尚，当领导要像唐僧，做事要像孙悟空，生活要像猪八戒。阿里巴巴从18个人发展到1万多人，我们越来越轻松。我们团队的文化核心是什么？我们都是平凡的人，聚在一起做一件非凡的事。我们不要精英，阿里巴巴不欢迎精英。假如你认为你是精英，请你离开我们，因为我相信，如果有人说“我是精英”，这个人肯定不是精英。一个真正是精英的人，会把自己看成很低；当他以平凡的心态加入团队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出成就。

我以前经常反对MBA，现在不反对。但他们刚来的时候，不要让他去做管理，可以把他们放在第一线去。有一些MBA来了阿里巴巴，我让他们去广东销售部做销售，6个月以后活下来的，你说任何话我洗耳恭听，如果你死了，see you next time（笑声）。就像打篮球，他们这些MBA的身材可能都是两米、一米九，非常高，但打篮球的时候不愿意蹲下去；我们这些人身材就是一米六，但天天在练，所以投球很准。当然，组球队的时候，不能老是找矮子，也要找一米八、两米的高个儿，关键是他们进来以后，要让他融入团队里。

现在我让很多同事去读MBA。他们在学校里听了课回来感叹，这些东西早该学了。我跟他说，早的时候学就没用了。我说，我不希望你们每门功课考优秀，重要的是选择你需要的东西，或者说按照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学习的内容。学了以后，把自己所学的东西忘掉，你就毕业了。如果你跟我说，书上是这么说的，我们案例是这个样子的，那你根本没有毕业，因为知识还没有成为你的本能。他们回来以后，我发现，这些人的系统思考不一样了，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理论水平不一样了，确实很好。所以，请来的MBA，你得让他到第一线去干；而企业内部的人，必须送出去学习，这样的体系和制度非常重要。

管理一百个蠢人是容易的；管理一百个聪明的人很难，因为每一个聪明人都觉得自己特别能干，而且谁都不服谁。怎么管理这一百个聪明人？领导者要有超凡的眼光、胸怀和实力。聪明的人还是有弱点，或者想有名，或者想有利；只要有弱点，人都能管理。但和尚很难管（笑声），他没有欲望，给什么都没用，所以说“宁带千军，不带一僧”。我研究过宗教的管理，后来发现，最有效的管理是用文化去管理，而不是用制度去管理。你用文化体系、价值观体系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从18个人发展到1万多人，靠的就是使命感、价值观、共同目标。 

关于使命感、价值观和共同目标 

在水浒传里，梁山好汉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感：替天行道。很多人一说到阿里巴巴，就说我们喜欢马云，我们要为你工作。我一听，完了，这些人不能请，我的员工不能为我工作，要为我们共同的使命工作。假设梁山好汉没有一个替天行道的使命，这些人就会打起来。只有靠共同的使命感，员工才能长期共事，朝一个方向努力。

一百多年前，GE创业的时候说，要让天下亮起来；所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做的电灯泡越亮越好。迪斯尼要让全世界的人开心起来；拍了这么多电影，就是让你开心，包括员工也开开心心。假设你今后要建立一个公司，一定要有很强的使命感，我自己也是这么多年越来越悟出这个道理。所以，阿里巴巴内部定了一个使命：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通过互联网，让中小企业做生意变得越来越简单。很多人把使命贴在墙上，“为人民服务”，这基本上是一句空话。怎么让它不成空话？需要考核。要在确定使命之后，使服务、产品、制度都围绕这个使命去做，任何东西违背了我们的使命，就必须拿掉。   

第二，必须要有价值观，约法三章。我们公司做人的道理要讲究诚信、讲究激情、讲究敬业；做事要讲究团队、讲究拥抱变化、讲究客户需求第一。这些东西不一定对，但到我们公司就必须按照这个价值观去做。你今天到了寺庙里见了菩萨，你不能说“上帝保佑”（笑声），你到了教堂里，也不能说菩萨保佑我。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这儿的“经”，不一定对，但来了就得念，还得照着做。怎么做？我们每一条价值观都要打分。从2003年到现在，五年多了，我们每个季度都考核，纵坐标业绩，横坐标价值观，每一条进行打分。我相信中国没有一家公司像我们这么做。

假设你的业绩很好，价值观很赖，不讲究团队，讲究个人英雄，或者说欺骗客户、夸大其词，我们称之为野狗，这样的人不能要。有的人是价值观很好，关心同事，孝敬父母，但是没有业绩，这些人称之为小白兔，也得离开。只有两样都好，才有可能赢。我们是两个指标各占50%，每个季度考核，考核了五六年，就变成了日常行为。如果光说的话，就变成天天上课，没有多大用处。企业和学校有很大的区别，教授上完课，可能工作就做完了；但我们的课上完以后，工作还没有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必须对价值观进行考核。

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们怎么坚持价值观的考核。2002年，我们提出全年盈利一块钱。因为前面我们都是亏损的，每年亏损几百万，所以盈利很困难。怎么盈利？从一块钱开始。一块钱目标很明确，人人可以帮忙，我多做一个客户，或者电省一点，完全可以做到。但我们碰到一个麻烦，2002年在中国做电子商务，给人做网页、做网站，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大部分必须给回扣。价值观告诉我们，不可以做这种事情。但是不做这个事情，你马上就死，因为你拿不到订单。怎么办？我们为此开了一天的会，绝大多数人都说，活下来再说，先活下来，明天把自己洗干净了就行；又有人说价值观很重要，这么做不行。最后到下午七点钟，我决定，宁可把公司关了，也永远不给回扣。大家说可以，那就这么走下去。一个月以后还行，第二个月突然发现了问题。当时我们一个月的营业额只有15万、16万，其中有两个销售人员就做了12万、13万，但是这两个人给回扣。怎么办？如果把他们两个开掉，我一个月只剩2万的营业额。后来我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拿下。当时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最后，这两个人开掉了。这对所有的员工都是血的教训，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知道，阿里巴巴的价值观是真的。

到今天为止，阿里巴巴最最值钱的就是价值观体系。很多人说跟阿里巴巴合作很放心，因为我们不给回扣，可以把钱用在如何帮助企业成长。所以说，价值体系的建设，赢得了中小型企业的信任，使阿里巴巴走向成功。更最重要的是，这一帮人经过了价值观、使命感的锻炼，很容易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如果你没有共同目标，他想往东走、他想往西走，谁也活不成。我们的共同目标有三点：

    第一，我们要做持续发展102年的企业。102年听起来古里古怪，什么意思？你们给团队目标的时候一定要准确，目标越准确，实现的可能性越大。如果说我们做百年企业，又成了贴在墙上的口号，因为很多企业都说要做百年企业。我们诞生于1999年，我们想做到2101年，横跨三个世纪，所以是102年。102年以后跟我没有关系了，我看不到102年，但是提出这样的目标很明确，便于制定具体的制度和政策保证能够它能够实现，所以我们定出了102年的目标。

第二，要成为世界十大网站之一。1999年的时候，要成为十大网站之一是很难的，那个时候我们公司排到了大概第三十四万名（笑声），现在开始有一点儿靠谱了，雅虎、淘宝、阿里巴巴全加起来的话，全球十大网站之一还是有希望。

第三，我们希望成为一家真正打入世界五百强的中国民营企业。到今天为止，阿里巴巴没有向银行贷过一分钱，没有向政府要过一分钱，没有一分钱的负资产。假设我们真正凭借自己的实力打进世界五百强，说明中国的土壤上能够生长出世界级的企业；凭借价值观和使命感，我们可以诞生出让中国人骄傲的企业。所以说从今天起，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符合这个目标。

价值观的塑造，就像一个人锻炼身体，身体好的时候一点感觉也没有；等你生病的时候，作用就发挥出来了。阿里巴巴最大的考验是在“非典”，我们一位同事到广东去，被怀疑带着非典回到杭州，我们公司五六百号人全部被隔离，我被隔离了八天。在隔离之前的半天，我判断我们可能会被隔离，因为我们那个女孩确实发烧了，也确实去了深圳。这种情况下，我们立即进行应急防范。我要求公司所有员工立即撤出办公室，把电脑搬回家，每个人在家里联上网络。互联网作为防范战争的发明，就是为了分散工作，跟各个地方联系。我们想，如果不被隔离，就当军事演习，一个礼拜之后大家再回来。结果，第二天果然被隔离了。一隔离起来，这六百人所发挥的作用是大家不可想象的。我们被隔离了八天，八天以内三五千万的客户打电话给阿里巴巴，包括E-mial，没有人知道我们被隔离。这几天挺好，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到家里，你会听到员工的家人有时候帮着接电话，说“你好。阿里巴巴。”这时候让我极其感动。

最近的汶川地震也是这样。非典过后，我们想，如果当时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备份就好了。于是我们后来就在成都的办事处做了一个支付宝的备份体系。没想到地震又来了。我们一百多名员工，本来每天在那儿接电话，发生地震以后，我们的设备还好，人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能上班了。这时候所有的电话迅速转回到杭州，杭州所有的员工，几乎原先做过客服的所有人，不管怀孕还是生病，全部自动跑到公司里接电话，否则这么多的电话冲到这个地方根本受不了。这是没有办法发文件要求大家做的，不能说大家赶紧回来上班，每个人都必须接电话。这是价值观告诉他们，必须回来，要为客户解决麻烦。

所以，价值观在危难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公司要走向世界、走向成功的话，使命感、价值观、共同目标一定要有，而且不是贴在墙上的，必须是在行为上去考核。 

关于组织制度建设 

8年前，我们开掉一个经理，结果很麻烦，很多人闹事，说他走了，我们也要走，跟地震一样。这是很多公司都碰到的问题。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我学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发现我们党的政策在这一块做得相当好，换一个省长说换就换，换一个市长说换就换，下面的人不说什么，都欢迎新领导上任。这是为什么？这是制度和体系的作用。接班人制度极其重要。中国也许需要三四十个的省长，但是可以当省长的干部有三四百个。NBA也是这样，场上有5个人，场下有20多个人，上面的人压力很大，下面的人不断地练，才有上去两分钟的可能性。所以NBA打得很好。

九年以来，我从来没有跟我们的CFO、COO坐同一架飞机，因为我们不允许坐一架飞机，万一飞机失事，四个人都没了，麻烦就大了。我们公司有一个体系的建设，每一个干部必须找到他的接班人。我会问他们，假如你今天被开除了，生病了，坐飞机失事了，谁可以接替你。然后他会告诉你说，这三个人是我的接班人。我一看，怎么是那三个人？中间那个人很烂，你怎么会把他作为接班人？要么你眼光有问题，要么我眼光有问题，要么你胸怀有问题，我们要好好讨论一番。假设他的判断跟我的判断差不多，那么很好，这三个人就进入到了我的组织部。

在党组织里，比如有位领导要提拔一个秘书——因为他跟了他五年了，总要给一个官做做，不然不好意思——但是组织部考察他，通不过，那就不行。我们公司副总经理以上的人属于我管，好比省部级以上的干部是中央组织部管（笑声），不能轻易开除，不能轻易晋升，所有的东西要组织部来考察。比方说我们今年要提升一个人为副总裁，我们这一帮人，坐在哪里问他一大堆问题，听了半天，我说你像个消防队队长，天天去救火，我们要的是消防局局长，来防止城市里发生火灾，结果把他否决了。

公司发展有不同的阶段，创业最快的是二三十个人，因为你在房间一个人说话所有人都听见，矛盾也不会太多。发展到八十到百二十来个人的时候就会很复杂，这时候好像有三层管理，你需要有一些职业经理人，但这些职业经理人不明白你要干吗，这个时候公司就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在两百名左右是最头疼的，到了三四百人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些感觉了，到了七八百人的时候，觉得公司也就这么回事；上千人之后又会碰上困难，大部分公司是一千二百、一千三百开始往下走；到了两千人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企业原来是这样。

接班人制度在三五十人、七八十人的时候也许不用考虑；但到了一两千人的时候必须考虑。而且接班人必须由“中央组织部”考察，还必须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如果没有去过中央党校你能当省委书记吗？（笑声）不可能，必须去学习我党的使命感、价值观、管理方式、方法，然后才能去当领导。企业也是这样。大家不要笑这件事情，有人专门研究我们中国的组织管理体系，认为整套制度的体系建设是非常独到的。到今天为止，在美国谁搞得清楚五年之后谁当总统吗？但我们就可以。在公司里也是这样，有一个总监说我不想干了，马上会有六个人说我可以（笑声）。这是我觉得在中国的体系里一定要做的事情。你要建立这样的考察制度和体系，公司才能走得长远。

去年阿里巴巴上市以后，我做了一个很大的举动，让我们淘宝网总裁孙彤宇、阿里巴巴集团COO李琪、阿里巴巴集团CTO吴炯、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李旭晖离开公司，休假两年半。中国的阴谋论特别多，说我“杯酒释兵权”（笑声），以为企业一好赶紧把他们赶走。其实底下的人高兴得不得了。天天喊着休息，现在给你两年时间休息，不许回公司，公司拆了跟你也没有关系，你就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不管你。

为什么这么做？当CEO很辛苦，也许我从来不见一个客户，不谈一笔业务，但是我24小时都在考虑这些问题，真的太累了。我希望早点退休。但一看你的团队，这帮人跟了你九年、十年，他比你更累。九年下来，这些同事没有朋友——同事就是朋友，没有生活，没有兴趣爱好，整天就是上班。这样再过十年、二十年，回头看肯定后悔。人的一辈子还有很多东西，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创新。每天只想着工作就不可能有创新。我想休息，就得先让他们休息。这些事要在形势很好的时候去做。就像修屋顶一定要选阳光灿烂的时候，不能打雷下雨的时候去修，那样会从屋顶上滑下来。现在公司上市了，手里有钱，品牌也不错，就该让他们去看外面的世界，去哈佛、北大念书，也许三四年以后，他们又充满了力量、激情回来了，成为我们的接班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不回来我觉得也挺好（笑声）。你不要觉得他欠你什么，也不要觉得你欠他们什么；公司不能被任何人绑架，任何人也不能被公司绑架。我相信，优秀的领导者都会有流放，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孙中山也被流放到法国。回来能不能当CEO，那另当别论，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在不断地变化。但假如他们三年、两年以后真的回来，我才有机会实现我的退休计划，否则永远没有机会。

总之，我想告诉大家，你在使命感、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下，要建立相应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制度，这些体系和制度的建设，使你的公司能够持久发展。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衡量你是不是成功，看你能不能建立了一个制度体系，你离开了十年、二十年，依然运作得很好。我今天说，假设我离开阿里巴巴以后，它失败了，那是我一辈子的耻辱；假如我离开了以后，公司继续往前走，真正走上一百年，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本文根据马云6月5日在“光华－微软联合课程”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订；由光华智库独家首发）

国内媒体的大量报道，不是去关注灾情的隐患，灾民的困难，以及救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是一味的煽情、加冕、评功摆好。如此下去，不仅会掩盖本次灾害依然存在的后续隐患，还将为今后发生更多体制性危机埋下伏笔。

真正的新闻媒体，应该成为社会航船上的报警员，而不是欢庆仪式上的吹鼓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尔街日报是称职的、值得尊敬的；而CCTV等一些中国主流媒体，则是可悲的、可鄙的。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对华尔街日报这样具有独立精神与社会责任的高品质媒体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也衷心希望，在目前这场灾难中受害的千千万万个同胞，他们的苦不会白受，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愿他们的苦难，能换来政府的反省、媒体的开放和民众的清醒；愿他们的死，能换来中国社会的些许进步。

感谢华尔街日报！因为有他们的报道，才在当前千篇一律的宣传轰炸中，传递出一丝理性的光亮。

http://chinese.wsj.com/gb/index.asp

一

1883年，马克思去世；同年，熊彼特和凯恩斯诞生。

1983年，经济学史上三位巨人的百年纪念联系在了一起。这一年的5月23日，熊彼特和凯恩斯的头像出现在《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上，熠熠生辉。在封面设计中，杂志编辑象征性地在凯恩斯面前放了十支蜡烛，而熊彼特面前却只有一支，但在内文中，两个人共同的学生——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却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传统中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对抗——最有光彩、最聪明、最难以击败的诡辩者巴门尼德和反应缓慢、形象粗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平平常常——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地久天长。”

熊彼特于1950年逝世。在他逝世前后的十年中，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有了凯恩斯理论，他们终于可以为公共政策作出重大贡献了；他们不仅能告诉当政者为达到一种既定目标什么政策是最适合的，而且甚至能“微调”经济，只要告诉他们，国家需要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他们就可以建立模型，构造方程，找出数字，提出达到这些结果所需要的政策。在这些经济学家眼里，经济简直是小菜一碟。他们远离了熊彼特，去追寻数学模型的英明力量。

熊彼特是最早主张使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之一。但经济学家在广泛使用数学的时候，没有注意熊彼特的另一个主张：数学不能脱离经济现实，必须与反映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数字关系相结合。但很多经济学家的脑袋里似乎塞满了方程，没有一点事实和朴素的常识；他们的模型整齐、简单、准确，但却毫无用处，并使人误入歧途。

进入70和80年代，世界变得一团糟，这些经济学家受到了责骂。人们看到，价格、国际收支、政府收入和支出、失业、生产率、增长都失去了控制；经济变量反常，在萧条期间，通货膨胀竟然还持续存在；赤字使金融体系动荡，经济受到破坏，但消除赤字却会诱发萧条。一句话：经济学家的预测出了错，他们的模型不堪一击。

在理论与现实的冲突中，人们开始怀疑，凯恩斯主义对经济世界的解释还不够，凯恩斯的政策也行不通，例如凯恩斯主义对储蓄的攻击，以及减少储蓄的政策建议，使社会丧失了经济进步所需要的资源。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回到本原，思考经济如何运行、什么使它运行……

在经济学的天空中，熊彼特的星辰再次上升。1980年代以来，有关熊彼特的评价都拒绝将他的著作束之高阁，呼吁继续研究他的著作。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的思想不仅重要，而且仍然有现实意义，从长期看也是如此。熊彼特最终达到了他应得的地位——与严格挑选出来的斯密、瓦尔拉斯、马歇尔、凯恩斯为伍，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二

大部分人知道熊彼特，都是因为他的创新理论。由于创新理论过于出名，很多人认为，熊彼特只是一个对经济学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他的理论虽然富有创见，给人启发，却始终游离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这是一个误解。熊彼特真正的伟大之处，是他继承和发展了最正统的经济学，但由于他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思想体系精致化，才导致凯恩斯的“旁门左道”登堂入室，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主流，结果使今天的经济学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充满矛盾，漏洞百出。

熊彼特的学术生涯可以用“开门红”来形容，他的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就为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这两本书联系紧密，构成了他关于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基本概念：第一本书《经济理论的本质和主要内容》论述的是静态的、不变的、均衡的经济；第二本书《经济发展理论》是对经济为什么变化、如何变化以及变化结果的分析。两本书合起来，论述了静态和动态经济如何运行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熊彼特经济观点的基本框架。

在《经济理论的本质和主要内容》中，熊彼特描述了均衡的概念。他认为“均衡”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必要的工具，没有它，经济学什么都解释不了。所谓均衡，就是在经济运行中，市场交易产生了一组价格，在这一组价格下，供给者想要提供的商品数量与购买者需求的数量相等，只要隐藏在供求关系背后的条件不变，商品的数量和价格也不会变，均衡就会一直保持下去；如果有一些条件和力量发生变化，经济就不再均衡，各变量的数值开始改变，直到它们取得与变化的条件和力量一致的数值，才能再次达到均衡。

熊彼特对经济均衡的描述，源于瓦尔拉斯首创的一般均衡理论。在一般均衡分析中，经济学家们不再用分离的眼光解释价格、产量和收入分配，而着眼于整个市场的运行，观察其中全部变量的相互关系。在这个系统中，一个元素的变化，例如一种产品的价格变化，将导致所有其他的价格、生产、消费、收入和销售都跟着变化。这是一个既单一、又复杂的理论框架，熊彼特认为这是一个理论创举，是对真实世界的合乎逻辑的抽象。

在该书的第四部分，熊彼特论述了今天被称为比较静态的研究方法，其原理是，在一个经济均衡框架中，所有事实和情况都不变，只改变一个要素，第二次运行同样的模型，看会得出什么结果。例如，在测算中，只改变一个要素——提高劳动力价格，然后根据工资的变化，确定新的均衡价格和数量。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供求条件、消费者偏好和生产者的技术不变，高工资的结果导致均衡价格提高，成交量减少。因此，可以推断，增加工人的工资会提高产品价格，减少销售量。

通过对两个静态均衡情况的比较，经济学家能准确地、甚至数字化地说明改变一个条件或一种力量的经济影响。例如，通过比较静态，经济学家们能预测提高或降低一种税收、引进新的技术、增加或减少政府的支出、改变另一种产品的价格或消费者收入等带来的经济影响。它是非常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

写作《经济理论的性质和主要内容》花费了熊彼特18到20个月的时间，1908年，这本书正式出版，使他从一个只发表了几篇文章的无名小卒向成熟的经济学大师迈进了一大步。在写作这本书时，有关动态经济的观点已经在他的头脑中形成，并部分自然而然地写进了书里。在他写到企业家的职能和行动以及包括新产品、新技术在内的创新将使经济发生变化时，已经预示他第二部巨著的主题。

三

《经济发展理论》于1911年问世，正如大多数包含重要思想的著作一样，这本书在专业的经济学术语中也闪现着简洁的光芒，无论是否经过经济学训练，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它。书中没有数学、数字、图表或曲线，也没有令人厌烦的统计学，具有宏伟堂皇的理论风格，读起来像个故事——关于经济是什么，它怎样发展和为什么发展的故事。

这本书一开始，熊彼特就用几页的篇幅勾画了静态经济的图景，描述了什么是经济运行的内在特征。图景是从一个普通人的生产活动开始的：

有一个农民，在遥远的山村为城市生产谷物，用来制作面包供居民消费。问题是：这个农民怎么知道消费者需要面包，并且需要多少谷物来制作面包？实际上，这个农民根本不知道谷物会流向哪里，由什么人消费；不仅如此，农民的谷物必须通过一些中间人，才能达到最终的消费者那里，而所有这些人，也都不知道最终的消费者谁，只有最后的面包出售人可能是例外。既然如此，农民是如何决定自己的产量的？

农民很容易回答：长期的经验（部分是来自前人）告诉他，他应该生产多少；经验教导他，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他应该满足的需求的大小和强度是多少，除非有意外情况发生，他不会轻易改变生产决策。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无论是经过简单的核算，还是遵从习惯的力量，他知道该怎样去耕作；他知道必须购入多少生产材料；他也知道必须支出多少劳动——这一切全都是根据长期的经验。

过去的经验支配着这个农民的活动，不仅是因为它们告诉他应该做什么，还因为在一定的时期内，他必须依靠前一时期的产品实物或这种产品换来的收入来生活；出于经验，农民的供货商也限定了他的各种需求的大小和强度，这使他卷入了一个社会和经济的关系网，这张网向他传送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同时把他牢牢地固定在某种行为轨道上，不能轻易摆脱。

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力量，使得经济中的每一个人在这一时期做的事情，与上一时期基本相同，从而使经济体系以巨大的惯性进行着“循环流转”。

我们可以把农民的例子推广开，说得更清楚一些，比如，屠户出售的肉是多少，由他的顾客（比如裁缝）的购买愿望和价格来决定；裁缝购买多少，依赖于他的营业收入，这个收入又依存于他的顾客（比如鞋匠）的需要和购买力；而鞋匠的购买力又依存于他的顾客的需要和购买力；如此等等，不断追溯，最后我们会找到一个人，他的收入恰好来自于将货物卖给屠夫，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循环。

如果不用常规的方式来表示消费行为，我们看到的图景就会更加全面，例如，每个人不仅是面包和肉的消费者，而且实际上也是土地、服务、铁等等的消费者，可以想象，生产要素的每一次使用，都是为了满足某个消费者的需求而进行的；反过来，也可以说，经济中的任何一项需求，都有一项供给去满足它。这种关系随处可见，不论你从什么地方跳入其中，不论你选择什么方向去追溯，最后你推导的起点一定可以和终点重合在一起，这就是经济的循环流转。

在经济的循环流转中，各个家庭或厂商的行为，都是按照经验给定的数据和方式来作出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就不会发生变化，因为经济中的条件和数据可能改变，人们一旦注意到这种变化，就会作出反应——这种变化和反应，很大一部分就是经济发展的内容。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每个人都会尽可能地遵守习惯的决策，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根据外部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样，经济状况就不会随意地发生变化，而是保持某种稳定，这就是宏观视野中的均衡。

（未完待续；本文首发于经济学人论坛：www.jjxr.org  ）

【改革开放成就得益于政治的大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当然，政治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否则这个经济成就也不可能实现。有人曾问我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什么？我说，主要是三个：

第一，财富的巨大增加，这个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人自由大大地扩展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是多么地没自由：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新中国初期有一句话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也有称“国民党把人变成鬼，解放军把鬼变做人”。但在改革开放以前，这个“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现在呢？你找工作有自由了，可以当干部，考公务员，可以下海，自己摆个摊儿，干什么都行。到外企也行，出国也行，旅行也有自由。现在谁都可以出国，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出国必须审批，批来批去要一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以前，买东西也没自由，这要票那要票的，许多东西干脆没有。现在，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所以，中国人的自由大大地扩大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第三，对内对外的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我们加入了WTO，加入了好多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国际组织里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内，我们也越来越多地跟国际接轨。比如，从1840年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以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现在大体上解决了，我们承认要学西方。我们的法律很多都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包括很多重要的观念，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呀、法院呀、律师呀，什么证监会、银监会呀，什么宪法呀，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所说的“大体上解决”，也就是没有完全、彻底地解决，还是会有人打问号的。我想指出的是，像要不要自由平等这个问题，执政党到现在都还没有松口。在中国，自由多多少少还是跟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说宪法、说法治、说人权，但说得并不痛快，说得别别扭扭。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强调我们在学习西方上还是有点问题的。当然，今天毕竟已经跟毛泽东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不好解决的问题：政权还归于民】

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还有问题呢？在一党制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了冲突，老百姓的利益就没有了，只有执政者的利益。

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首先一个例子就是所有的高级干部几乎全都是党员，但这个在宪法里头并没有类似规定，为什么中国只有少数党员才能治理，为什么党外人士不能当干部？再比如反贪污，反贪污你要是反到他们头上那你就倒霉了。有些人不明白，天真得很，我帮共产党反贪污，这不好吗？但一旦你做了，那你可傻透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一个叫郑恩宠的律师，他就是揭发检举周正毅的，周正毅被判了16年，他也被判了好几年，给他定的是泄露国家机密罪。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不能够碰它的利益。你要反贪污，它自己也想反，你要反了陈良宇，它自己也挺高兴的，但你反了一个它不想反的人，那麻烦就来了。这样的例子一多，至少说明这个政权还没有完全还归于民：它可以允许你发财、创造财富，这是很自由的，但是有一个限度，你不能跟它的利益有冲突。所以，要说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区别在哪儿？区别就在这里！

不过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它不是很简单的，不好解决，而且它不完全是共产党的问题，实际上跟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都有深切的关系。因此，不能说共产党一还权于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中国就民主化了。在中国，上下关系深受传统的皇帝和臣民关系的影响，要改变它，绝非短时之功，好几代人都在努力。现在，这种改变加快了、加大了，每天都在进行，各种维权的行动、互联网上的意见、新闻的报道，都是一个教育老百姓、教育政府的过程，在多元博弈中大家开始明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

法治就两个字，但真正做是很复杂的事儿。全世界能够走上法治的国家少之又少，像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个法治国家，它打个官司要十几年，那就等于没有法治，这个官司有什么用处？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印度这样的民主还不如没有。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比印度搞得要好，经济搞得好那关系就太大了。印度还有人挨饿，马路上有要饭的。中国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饭，要钱。北京的乞丐你给他个馒头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他就是要饭、要吃的。你知道什么叫要饭吗？就是肚子饿。新德里就有饥饿的问题，但中国没有饥饿的问题，这当然大不一样。印度我去过两次，我觉得印度比中国差得太远了：它有民主，但它这个民主发挥的是民主的坏处，没有发挥什么好处，它没有解决民族、宗教这种纠纷。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印度没有这种方式，它只有表面的选举。结果，原先打的今天还在打。你看印度的暗杀，从甘地开始，甘地、尼赫鲁的女儿，一个接一个地被暗杀。

我们民国初年也有暗杀，以后就没有了。文革整死那么多人，也没有暗杀过。现在，执政党内无论怎么分歧怎么矛盾，但不搞暗杀。因为一旦搞暗杀就不得了，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世界不能破坏。斗归斗，下台就平平安安下台，赵紫阳下台也还活到了90来岁，这些都是进步。从中印差异来看，我想强调的是：经济的进步是最重要的，有了经济的进步，它就会推动老百姓想民主、法治这些问题，否则，肚子没吃饱，你想什么呀？首先想肚子。

【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

至于如何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应该是全世界都接受的一个普世价值观，这中间可能有一点儿中国的特色，但它的基础是普世价值观。什么是普世价值观？平等自由是最基础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对此，中国上下的认识并不一致，尤其是上层还没有完全想通。有人说今天的中国道德滑坡，我想如果真的是道德滑坡，那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是个“假话政治”，它老是讲假话，你道德怎么好得起来？温家宝叫大家说真话，说真话当然重要。那好，上头先说真话给大家作个表率，但是，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至少上头是不敢公开说真话的，因为，没有一个说真话的环境，更准确地说是没有一个鼓励说真话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你却叫人说真话，谁敢说真话？像我们这些傻瓜蛋才说真话，我们说真话基本上就是和习惯一样，说真话就是习惯嘛。所以，道德的缺失、没有信用、骗人，这些都跟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当然，我们也看到，执政党它也很难，因为它舍不得跟过去一刀两断。

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浮夸风。那时，如果你不浮夸，你就得挨整，那是很危险的，因此大家都得浮夸，一直到这个问题严重得根本下不了台，就是付出了饿死3000多万人的巨大代价才得到纠正。如果能说真话，会死这么多人吗？浮夸、说假话，教训惨重：抗战八年才死了2900万人。

所以，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系，政治好不了，道德也上不去。如果外国一个总统他说假话，是要下台的。大家眼睛都盯着总统，你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你怎么能说假话呢？

【发展模式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

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环境也不是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的经济增长达百分之十几呀，你拿出几个百分点环境就治好了，正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力量加强了，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治理环境了。先发展后治理这条路是很对的，我们就是走的这条路。你先发展起来了，现在有人力、有技术，就缺个决心，你下个决心就把它治理了。从客观上讲，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你穷的时候想干什么都不行，没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技术。你看看北朝鲜那个样子，它干什么都不行。现在中国可以说干什么都行，有钱了你干啥干不了？有污染的厂说关掉一些就能关掉一些，因为也就损失经济增长的几个百分点嘛。现在，我们全国治理环境的费用是五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却增长了十几个百分点呀，我再拿两三个百分点，那一点儿不难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经济问题不是大问题，能源问题也不是问题，环境问题虽然是个问题，但不是出在客观上，因为它既有办法可以解决，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出在你不下这个决心。

所以，对于有人所说的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系，为什么？比如，现在我们的税收增加得太厉害了——2007年，我们的税收增加了30%，GDP只增加了11%，物价涨疯了——但是政府的开销没有限制，老百姓没有权力监督它，拿老百姓的钱买汽车、盖豪华楼、出国旅游，等等。而且我们的政府收税还不让普通纳税人知道：其实你一打电话就收了税；你在超市买东西发票一打出来就收了税；你付水费、电费这些都是有税的；连你坐出租车都有税。而在外国，政府都告诉纳税人：价格多少钱，税多少钱，是分开的。

当然，如果仅仅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正在慢慢地改变：过去主要靠廉价劳动力，现在慢慢地变成靠技术、靠分工，这样劳动力的价格很快就上升了。最近这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得非常快。举一个例子，中国现在客运航空的安全居全世界第一，这说明技术非常好，因为这个安全它是一个综合指标——硬件、软件、人员、素质、纪律——哪一方面出问题安全就表现出来了。这说明，我们要想干就能干好。我们的煤矿它老死人，就是没人管，而我们的飞机就有人管。可以说，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靠技术挣钱的阶段了，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生产出很多很复杂的产品，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开放的环境，老百姓都会自己去钻研，自己就上去了，而用不着什么号召的。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渐地转向从技术和社会分工来挣钱的模式，原先的低成本劳动发展模式正慢慢地让位给印度、孟加拉国，还有越南这些国家，因为它们的生产成本比我们要低。

如果发展模式不仅仅指经济发展模式，而是指国家发展道路，那么，政治的改变，既是前提，也是根本。

【和谐就是法治】

对于创建和谐社会，我完全认同。现在我们社会有什么地方不和谐？如果说有什么不和谐，那就是有人侵犯你的自由。正是在这个层面，我认为：和谐的问题在于利益的划分。至于有人把和谐说成是要取得全球化与民族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什么的，那都是骗人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每个人的利益要得到保护，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和谐了。设想，即使你有了全球化，你有了传统，你有了发展，如果你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当别人侵犯你时你却不能告状，你到法院去人家拒绝受理，这怎么和谐得起来？那种情况下，就只有上访了，只有去游行，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社会和谐的可能了。因为，有些人不遵守法律，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和谐的问题其实可以说是法治的问题，和谐就是法治。利益怎么划分，是法治来划分的。

（本文原载于《绿叶》2008年第2期）